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01月12日，2011年
分类：有问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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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国为炎帝之裔的姜姓诸侯国，周武王初封文叔于许，至战国初为楚所灭。在西周时代许人生活较为安定，而至春秋时期，为郑、楚两国所压迫，在70年时间内竟致五次举国迁徒，分别迁至叶、城父，再至叶、白羽、容城。五次举国迁移承载着许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太多的痛苦、屈辱、悲哀与无奈。许国的历史经历固然因为郑国之侵扰、许人自己的选择等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其处于楚、晋两大国交界处，这就使得它在南北纷争激烈的春秋时代不可能得到安宁与保障。同时许人数次移徙也体现出楚人在春秋时期的战略意图。
关键词：许国；许国世系；许国的迁移
周代的许国，本为姜姓方国，从西周武王时期封文叔于许之后，许人便世代生活在以许昌为中心的中原腹地，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然而至春秋以后，由于受郑国与楚人的压迫，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许人从春秋中期之后，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楚人，在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至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先后迁于叶（今河南省叶县南稍西三十里）、夷（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七十里之城父集），又复迁至叶、析（今河南省西峡县）、容城（今河南省鲁山县南稍东约三十里）。战国初期灭于楚国。在70余年里竟然五次举国迁移，整个国家都处于流浪之中，这在春秋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兴衰过程中也表现得比较典型。
清人高士奇曾剖析许之兴亡史说：“许为太岳之裔，国于旧许，与郑为邻，而郑之所欲吞并以拓其封竟者也。当鲁隐之季，会齐、鲁以入许，使许叔处许东偏，仅存其祀耳。及桓公时，郑方有内难，许叔乘机窃入，非郑意也。而许又南附于楚，数从伐郑，于是世为仇雠云。夫郑、许唇齿之国也，使郑能尽睦邻之礼，挟许以从中国，许岂甘折而入楚哉？乃恃强陵弱，惟灭许之是务。即取鉏、冷敦之田，又平以叔申之封。弹丸者许，所余有几耶？是以灵公两诉于楚，曰：‘师不兴，孤不归矣。’泪尽楚庭，魂羁鄢郢，惨恻至此，其下乔而迁于幽谷也，亦郑之不善处许，而为楚渊驱耳。然许亦有失策焉。当时许尝请迁于晋，夫迁晋愈于迁楚明甚，而许大夫从中沮挠。晋人归诸侯，其事遂寝。乃即安于楚，始而叶，继而白羽，继而容城，流离困苦，卒为郑所灭。而楚属师徒挠败，不能救也。许固不善择者，亦不能不深恨于郑之相煎太急也。”[1]（614-615）
高氏之论以为导致许之痛苦与屈辱的历史，根本原因在于郑之煎迫和许之误投楚人。但是，从春秋形势来看，许国界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处于北方诸侯与楚争锋的缓冲地带，也是焦点地带，如果当时许国选择了归依晋国，可能许国在春秋中期就已经为楚人所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国的选择从生存法则上来讲是明智的。
一、许国世系
许国为姜姓之国，是远古时代炎帝部族的后裔，所以《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2]（206）《世本》说：“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3]（41）《通志·氏族略》说：“许氏，姜姓，与齐同祖，炎帝之后，尧四岳伯夷之子也。[4]（57）《国语·周语中》载富辰语说：“齐、许、申、吕由大姜。”韦昭注说：“四国皆姜姓，四岳之后。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也，王季之母也。”[5]（16）
许国在西周初年被封于许地，《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许故城在许州许昌县南三十里，本汉许县，故许国也。”[6]（55）地在今河南许昌附近。此地在夏时，为祝融八姓之一的昆吾所居，《国语·郑语》云：“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韦昭说：“昆吾，祝融之孙，陆终第一子，名樊，为已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5]（184-185）《竹书纪年》卷四载：“（夏胤甲四年）昆吾氏迁于许。”[7]（1059）《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语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2]（701-702）至夏朝末年，昆吾氏作为夏人的同盟为商人所征服，所以《竹书纪年》卷五说：“（夏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一年……商师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7]（1061）此地遂为商人所有。
至西周初期，周武王克商之后，始封炎帝之裔于此。其第一代君主为文叔。《汉书·地理志上》“颍川郡”条曰：“许，故国，姜姓，四岳后，太叔所封，二十四世为楚所灭。”[8]（1560）
《通志·氏族略》说：“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以为太岳后，今许州是也。灵公迁于叶，悼公迁于城父，又迁于白羽，许男斯迁于容城。自文叔至庄公十一世，始见《春秋》。”[4]（57）但这十一世分别为谁却没有记载，北宋刘恕撰《通鉴外纪》说：文叔之后许国之君有德男、伯封、孝勇、靖男、廉男、武公、文公与父、庄公苴人，桓公郑等共十位，至春秋时许庄公，正好是第十一世。
从《春秋》和《左传》记载来看，在春秋时期出现的许国君主有：
1、许庄公：《左传·鲁隐公十一年》：“夏，公会郑伯于郲，谋伐许也。郑伯将伐许。……许庄公奔卫。”[2]（205）
2、许叔：《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许庄公奔卫。……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2]（205）桓公十五年：“许叔入于许。”[2]（230）杨伯峻说：“据杜注及其《世族谱》，许叔为许庄公之弟，名郑，谥桓公。姚彦渠《春秋会要》则以为许穆公，名新臣。”[9]（74）又在“桓公十五年”注说：“三国入许，许庄公奔卫，郑庄公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事见隐公十一年《传》。今年许叔自东偏以入于许都。许叔，许穆公新臣，卒于僖四年。”[9]（142）杨伯峻以为此许叔便是卒于僖公四年的许穆公。刘恕《通鉴外纪》中桓公郑在庄公之前，所以，此许叔非桓公郑也，但也不应当是许穆公。因为，如果隐公十一年 “居许东偏”的许叔就是卒于僖公四年（前656年）的许穆公的话，那么他执掌许国的时间为57年。如果鲁隐公十一年他30多岁的话，到僖公四年当年近90高龄，不可能亲自参加伐楚之战，还死在征战中。所以我们认为，许叔当为许国春秋历史上独立的一代君主。
3、许穆公（新臣）《春秋·鲁僖公四年》：“夏，许男新臣卒。”[2]（46-47）《左传》说：“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2]（275）
4、许僖公（业）：《左传·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2]（281-282）《春秋·文公五年》：“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2]（71）
5、许昭公（锡我）：《春秋·宣公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许男锡我卒。……夏，葬许昭公。”[2]（93）
6、许灵公（宁）：《左传·成公五年》：“许灵公愬郑伯于楚。”[2]（451）《左传·成公十五年》：“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2]（473）《春秋·襄公二十六年》“许男宁卒于楚。”[2]（130）
7、许悼公（买）《春秋·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2]（148）《左传·昭公十九年》：“许悼公疟（得疟疾）。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2]（735）
8、许男斯：《春秋·定公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2]（161）
9、许元公（成）：《左传·哀公十三年》：“夏，许男成卒。……秋，……葬许元公。”[2]（177）
春秋时代除见于《春秋》、《左传》的9位许君之外，还有两位：
一是公子结。《通志·氏族略》说：“自文叔至庄公十一世，始见《春秋》。元公子结元年，获麟之岁也。至战国时，为楚所灭。”[4]（57）从《通志》来看，在许元公死之后，作为楚之附庸的许国尚有最后一位君主，即许元公成的儿子结。
二是许子妆。世传《许子妆簠》，铭文曰：“隹正月初吉丁亥，许子妆择其吉金，用铸其簠，用媵孟姜、秦嬴。其子子孙孙永保用之。”[10]（179）郭沫若先生认为：“此殆许与秦同时嫁女，或许嫡秦为媵，秦嫡许为媵。故铸器以媵之。”[10]（179）经考证此器为春秋晚期之器，许齐平《许子妆簠考释》定其为许悼公时代，认为：“秦嬴是嫁于楚平王子，孟姜显然也随秦嬴嫁楚平王了，二女共适一夫，……即秦嬴嫁楚，孟姜为媵，同适一夫，故许子妆作簠以媵之。……许子妆当系许悼公之宗室近亲，因无爵位，故在簠中自称“子”。这与许悼公在《许公买簠》内称“公”，情况完全不同。”[11]（67）
《史记·楚世家》载，楚平王为太子建娶妻在楚平王二年，即公元前527年，此时为许悼公时期。我们认为许氏结论有待商榷，其一，没有材料记载此次平王娶秦女，许以“孟姜”媵之；其二，也不能肯定《许子妆簠》铭文中的秦嬴、孟姜即是嫁往楚国的；其三，“许子妆当系许悼公之宗室近亲，因无爵位，故在簠中自称‘子’”的说法，只是推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许子妆应是许悼公之后的许国另一位君主。
新加坡著名学者许云樵据四库辑佚本《世本》，在桓公郑之后，又添穆公新臣、僖公业、昭公锡我、灵公宁、悼公买、许男斯、元公成（悼公成）、穆夫人、公子、哀世子、太子止。[12]
综上所述，许国从建国以来，所知的君主分别为：文叔、德男、伯封、孝勇、靖男、廉男、武公、文公与父、庄公苴人、桓公郑、庄公、许叔、穆公新臣、僖公业、昭公锡我、灵公宁、悼公买、许男斯、元公成、许子妆、公子结等，共二十一世。不知《汉书·地理志》所云许国二十四世是否包括穆夫人、公子、哀世子、太子止等。
二、许国的五次迁移
在整个西周时代，许国的地理位置在今天许昌市、漯河市和平顶山市三地之间，处于中原腹地，土地平坦、肥沃，灌溉便利。尽管史料对西周时期许国的情况记载甚少，但我们可以判断它是比较安宁的。因为春秋时许国主要受郑、楚两国所迫，西周晚期以前，郑国尚未迁于此，楚人势力也没有进入中原，所以不会受到生存的威胁。但在周平王之后，由于郑人在许国的北部与东部快速扩张，许人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至春秋中期，许人便在中原集团与楚人两大势力夹击下采取左右摇摆政策以求生存，当齐、晋等征伐时便依于中原，当楚人大军压境时便屈从于楚。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年，至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楚城濮之战爆发，楚人战败而暂时退出中原，因许人参与楚国同盟，从而遭到从晋文公为盟主的北方诸侯军队的讨伐。致使许国将重心移向楚人。由于许国投向楚人，中原诸侯甚至不把它列入“族类”，而楚人远离许国，不能适时保护许人利益，这就为郑国人打击许人和蚕食许国的土地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时机与条件。前588年，“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2]（447）次年，“郑伯伐许，取鉏任、泠敦之田”[2]（451） 鉏任、泠敦均在今许昌县境内[9]（819），可见此时许之东境之地为郑人侵吞殆尽。无奈之下，许灵公只好向楚人求救，楚人能做的只是扣留郑国的“皇戌及子国”以安抚许灵公。
在郑人无休止的军事打击之下，许人无一日安宁，为了生存，许灵公被迫迁都，从此走上了四处流徙之路。鲁成十五年（前576年），许灵公迁于叶，即今河南省叶县南稍西三十里；昭公九年（前533年），许悼公迁夷（城父），地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七十里之城父集；昭公十三年（前529）复归于叶；昭公十八年（前524年）迁析（白羽），即今河南省西峡县；定公四年（前506年），许男斯迁于容城，故城在今鲁山县南稍东约三十里。在70年间，举国四次大规模迁移，这在春秋时期乃至中国古代都是罕见的。五次迁移，承载着许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太多的痛苦、屈辱、悲哀与无奈。
1、首迁于叶
成公十五年（前576）“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2]（473）旧叶城在今河南叶县南，位于许昌西南，与许国旧地相邻，迁徙路途比较近，所以许人的第一次迁移没有费太多的精力。
许之迁叶不仅是许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许人外交策略的重大转折，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言：“许自迁徙以后，其本土为郑所有，郑人称之为旧许。此后，许为楚附庸，晋会盟侵伐，许皆不从；楚有事，许则无役不从。”[9]（877）
然而，当许迁至叶之后，虽暂时离开了郑人的威胁与骚扰，却为北方诸侯联盟所不能容。《左传·襄公三年》载：“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秋，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许灵公事楚，不会于鸡泽。冬，晋知武子帅师伐许”。[2]（496-497）并且，在许人迁走之后，其地为郑所有，郑人再次向西威逼许国。
在这种情况下，许灵公打算脱离楚国而归于晋，再次回到中原阵营之中，此举却遭到了许国诸大夫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
由于受晋、郑的不断征伐，许灵公只好求救于楚人，襄公二十六年（前547），“许灵公如楚，请伐郑，曰：‘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卒于楚。”[2]（589-590）
2002年4月，考古工作人员在叶县澧河南岸的悬崖边发掘了一座古墓，出土了大量编钟、青铜鼎、青铜戈等青铜器280余件。铜戈铭文有“许公宁之用戈”。从“许公宁”的铭文可知，墓主即《左传》所载许国的国君许灵公，许灵公迁叶，死后葬于此。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最珍贵的是3套组合编钟，由8枚编缚、9枚钮钟和20枚甬钟组成。这种编钟在我国是第一次被发现，为研究我国尤其是西周以来的音乐发展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依据。“该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具有中原风格，如扉棱搏和团龙纹雨钟等；多数为楚文化风格，如升鼎和透空饰件等。”[13]（96）从青铜器的风格可以看出楚国文化的细腻、浪漫特色，又有中原文化的粗犷、豪放气势。说明由于许人依附于楚较早，且交流十分频繁，使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在许国器物上实现碰撞、融会与互补。这也是淮河流域方国融合南北文化的典型范例之一。
许灵公死后，许悼公继位，昭公四年（前538）楚人灭赖，赖国在今河南省信阳市的息县境内，灭赖之后，为镇守赖地，“楚子欲迁许于赖”，并使使斗韦龟和公子弃疾筑赖城。[2]（661-662）由于大水泛滥，不能完成筑城工程，“彭生罢赖之师”[2]（663）这才使许人免于多一次迁移之苦。
2、再迁于夷（城父）
鲁昭公九年（前533），“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迁方城外人于许。”[2]（688）这是楚国对其边境地区的一次大调整。夷，今安徽亳县东地七十里城父故城。从河南叶县至安徽亳县，道里迢迢，又远离许人故地，必非许人所愿也。对于此次许人远徙的原因，杨伯峻分析说：“许初立国于今河南许昌市与鄢陵县之间，离郑较近，可云畏郑。成十五年迁于叶，在今叶县南，则距郑较远矣。此复由叶迁夷，未必畏郑也。十八年又迁于析，即今河南内乡县西北。定四年又迁于容城，则又在叶县西。许凡四迁，俱楚所为。”[9]（1306）如果不纯属“畏郑”，那么楚人迁许的目的又是何在呢？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此次楚人迁许，是借保护许人名义而采取的巩固其边防的重大措施。
楚人在迁许的同时又迁徙了多地的民众：迁原来居于城父的人至陈地，迁方城之外的人至叶地，看似乎只不过做了一个调换，实际上则将原土著居名移出而至一个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一是为了打破楚人征服地原居住民家与国的概念，二是将不甚可靠的居民移于内地接受自己的管理与监视，三是让比较信得过的并且有一定实力的人为楚守护遥远的边境。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战略目的指导下，归附楚国并对楚人言听计从的许人被楚国当成了他们守护其东北边土的一支主力。
3、复迁于叶
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国发生内乱，当时作为人质而留在楚国的许国大夫许围参与了薳氏之族及薳居、蔡洧、蔓成然等人发起的兵变，此次兵变逼死楚灵王，楚平王继位，为了安抚楚的附属国，稳定楚国局势，楚平王下令恢复了以前迁入楚境的诸侯国。所以《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曰：“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2]（714）许也是被恢复的诸侯国之一。所以晋人杜预《左传·昭公十八年》注说：“十三年，平王复迁邑，许自夷还居叶。”[14]（1437）
4、四迁于析（白羽）
许人迁回叶地5年之后，昭公十八年（前524年）再次被楚人迁至析地，即白羽，地“在今河南西峡县西关外。”[9]（1393）这次迁移是出于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即得土地而作出的牺牲许国人的利益一次行动。《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许于郑，仇敌也，而居楚地，以不礼于郑。晋、郑方睦，郑若伐许，而晋助之，楚丧地矣。君盍迁许？许不专于楚。郑方有令政。许曰：“余旧国也。”郑曰：“余俘邑也。”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国不可小，许不可俘，仇不可启，君其图之。’楚子说。冬，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2]（733）
叶地较早为楚人所有，是楚人的北部重镇，现在为许人所居，而许和晋、郑不睦，如果晋、郑联军来攻伐许国，一定会占领叶地，这样就会使楚人损失叶地的领土。为了不让晋与郑有侵占叶地的借口，那就只有将许人从叶地迁出。因此，许人在楚人的安排下再一次南迁至楚国境内的析地。迁走许人之后，将叶地封给沈诸梁，号曰叶公。定五年叶公方始见于《左传》，哀四年和十六年又见。
昭公十九年许悼公为其世子所杀。[2]（148）悼公做了25年国君，却经历了三次迁都，最后还是为自己的儿子所杀，也是悲剧的一生。
5、终迁容城
《春秋·定公四年》载：“许迁于容城。”[2]（158-159）容城在今河南鲁山县南稍东约三十里，正是叶县之西，方城之北，距离许之故地许昌也不足三百里。《左传》对此次迁移没有记述，更无评论。不知此次楚回迁许国，是为了怜悯许人，使其重归故土，还是因为需要他们再一次担当起防御中原诸侯的大任。
《春秋·定公六年》说：“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2]（161）《左传》补充说：“郑灭许，因楚败也。”[2]（821）
许既于定公六年亡于郑，而《春秋》在哀公元年中记“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2]（170）又在哀公十三年中说：“许男成卒。……葬许元公。”[2]（177）可见，此许当为楚人所复封之国。
对于许国最后的结局，《汉书·地理志》说：“太叔所封，二十四世为楚所灭。”[8]（1560）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说：“至战国时，为楚所灭。”[4]（57）而今人杨伯峻则说：“战国初灭于魏。”[9]（71）
以理推之，许于定公六年便为郑所亡，楚复封之，完全成了楚的附庸之国，这和申国、吕国、曾国、随国等情况完全相同，申、吕、曾、随等方国后来均为楚国取消生存资格。被楚人复封的许国当仍在容城（鲁山县境），属于楚人之地，当至战国时期，许国的存在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楚人也同样注销其国家，正在情理之中。所以《汉书·地理志》等所记许亡于楚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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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01月12日，2011年
分类：墨迹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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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周初期，作为东夷部族一支的江国远离东夷的中心地带，没有受反周军事行动所波及，在成王、周公平定东夷叛乱之后，为了安抚夷人，江、黄两部族同时受封于淮河上游为子爵侯国。古江国的属地当在今河南正阳县南部、信阳市平桥区东北部和罗山县北部一带，跨淮河南北，以淮北为主，都城位于淮河北岸。在楚人相继灭亡汉水流域和淮河上中游的诸侯国时，因江国之君与楚国有着姻亲关系，所以得以保全。楚成王死后，楚穆王于公元前623年亡江。
关 键 词：江国；嬴姓；安阳；江城；江国青铜器
江国的族源与黄国、徐国相同，他们都是伯益之后，同为嬴姓。据司马迁《史记》所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1](117-150)《世本》也说：“江、黄皆嬴姓国。……淮夷，嬴姓。……徐、奄皆嬴姓。”[2](47—48)嬴姓诸氏族最初的活动地当今天的山东地区，至夏、商时，形成了庞大的氏族集团，它与东方其它部族结合，先秦时代统称之为“东夷”。《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3]（815）在夏、商两朝的军事打击下，东夷诸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向南迁移至淮河流域，然后缘淮河西上，进入江苏、安徽，黄国和江国甚至迁移至淮河上游的河南境内。黄国当为九夷中的黄夷，而江国之祖也当为势力较为强大的九夷中的一支，它到底属于哪一支，由于史料之缺乏，已不可考。
当西周初期，东夷发动叛乱时，江夷远离东夷的中心地带，没有受到反周的军事行动波及，所以在成王、周公平定叛乱之后，为了安抚夷人，江、黄两部族同时受封于淮河上游为子爵侯国。
一、关于江国的地望
《汉书·朱严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贾捐之云：“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4]（2976）“东不过江、黄”主要指的是商王朝和西周初期对东南部的实际控制区域。江、黄二国同为嬴姓国家，黄国在今信阳潢川县境，那么江国就近邻黄国。《汉书·地理志上》“汝南郡”条下云：“安阳，侯国。莽曰均夏。”颜师古注曰：“故江国，今江亭是。”[4]（1562-1563）杜预《春秋》注云：“江国在汝南安阳县。”[5]（1237）
对于安阳古城的确切位置说法多有差异，《史记·五帝本纪》“青阳降居江水”条下《正义》引《括地志》记载：“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1]（8）。明末清初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河南五·“汝宁府”“真阳县”、“江城县”条较为详细地叙述了真阳县的沿革和安阳、江城的位置：“真阳县，府南百二十里。南至信阳州罗山县百十五里。汉置滇阳县，属汝南郡。……安阳城在县东，与光州息县接界。信阳北出之道也。杜预曰：安阳，本春秋时江国。汉置安阳县，属汝南郡。文帝封淮南厉王子勃为侯邑。后汉仍曰安阳县。晋改为南安阳，以河北有安阳也。刘宋仍曰安阳县。北魏仍属汝南郡，后属义阳郡，又置安阳郡，属郢州。……隋废入真阳。《括地志》：安阳故城在新息西南八十里。……江城在县东南。春秋时江国也。《左传》文四年，楚灭江。应劭曰：安阳有江亭。”[6]（2362-236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六《列国地形犬牙相结》“江国”条，认为安阳在正阳县东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安阳县”条载：“汉置，为侯国。晋改曰南安阳。南朝宋复曰安阳。随省。唐复置，后废。故城在今河南正阳县西南。”[7]（309）
从以上记载来看，对于汉代安阳故城的位置主要有正阳东、东南和西南等三种不同的说法。而宋人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载：“江氏，旧云汝南安阳县江亭。按此在信阳县之东南，新息县之西，安阳故城是也。嬴姓之国，颛帝玄孙伯益之后也。文四年，楚灭之，子孙以国为氏。”[8]（64）郑氏所云安阳故城在“新息县之西”与前记基本相同，但说其在信阳县之东南却大有出入。唐设申州，治所在今信阳市浉河区，在宋初改义阳军、信阳军，治所不变，辖信阳、罗山2县，信阳县域与今天的信阳市浉河区、平桥区相当。按此，位于正阳、罗山之交的安阳故城当在宋代信阳县的东北，而非东南方位。
今天考古界在正阳县（真阳县）东南与息县接壤处的大林乡涂店发现商周古城址，这个城址被确定为古江国都城。遗址范围东至涂家大坟，西至涂楼，北至冯庄，南至涂店集南沿；东西长2公里，南北宽1.2公里，总面积2.4平方公里。淮河从城南一公里处流过，城西南有新石器时代的“卧牛堆文化遗址”，城东堰水环绕，入淮处，两岸高耸，地势险拨，古称“凤凰台”，俗称“烽火台”。在古城遗址内，曾出土有商、周时代生活用陶器残片。城址西北又有一遗址，呈圆堆状土堆，高8米，面积为2000平方米，被认为是为古江亭遗址，曾是江国国君游乐、纳凉的地方。2000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在正阳县大林乡江湾、江庄、小江庄和周边的正阳县兰青乡江店、罗山县子路乡江老坟山等地集居着江氏后裔。
而这个考古结论从古代典籍所记载的江国古城位置来看，让人怀疑者有三：
其一，南北朝时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卷三十“淮水”条中记载：“淮水又东径安阳县故城南，江国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四年，楚人灭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汉乃县之。文帝八年，封淮南厉王子刘勃为侯国。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东，得浉水口。”[9]（447）从《水经注》来看，安阳故城即江国故都，其位置在浉水入淮处西部。浉水，今称浉河，源于今信阳市西南部，由西向东流经信阳市区，又向北经罗山县入淮，入淮口在大林乡以西。其名称与流向古今未变。今天所发现的位于大林乡东北部的涂店遗址，偏远于浉河入淮口以东，如果郦道元所记属实，涂店遗址当不会是古书所记的江国都城址，也不是古安阳城址。
其二，按《括地志》载：“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1]（8）。涂店位置在今天正阳与息县交界处，距离古新息县界不过数里，距新息县城（今息县县城）也不过60里左右，绝对不到80里。与《括地志》所记不合。
其三，如果这个所谓的安阳故城就是江国都城，且在今天的大林乡涂店，那么它就紧靠古息国的国界，也应是古江国的东界。从古代方国设置情况来看，很少有把都城设在自己国家边界的，且距另一个诸侯国的都城是如此的近。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真阳县，府南百二十里。……安阳城在县东，与光州息县接界。……江城在县东南。春秋时江国也。《左传》文四年，楚灭江。应劭曰：安阳有江亭。”[6]（2362-2363）从顾氏所记能够看出，顾氏认为安阳故城与江城并非一个地方，一在县东，一在县东南。且在县东南的江城才是被楚所灭的江国的都城。
如果今天考古发现的涂店遗址不是江国故城，那么它究竟在哪里呢？综合《水经注》安阳故城处于浉水口之西、《括地志》“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的记载，我们认为，古江国故城应当在今天正阳县城南部的陡沟镇附近。《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载“故城在今河南正阳县西南”之说当是正确的。大概后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和古城的迁移，原来陡沟附近的安阳故城东迁，才有后来的各种不同的说法。
综合史料记载，我们可以认定古江国的属地当在今河南正阳县南部、信阳市平桥区东北部和罗山县北部一带，跨淮河南北，以淮北为主，都城位于淮河北岸。在它的周边分布着许多中小诸侯国：西临道国（在今河南确山县），东连息国（在今河南息县），北接蔡国（在今河南上蔡县），南近樊国（在今河南信阳市阳平桥区）。
二、江国历史考述
江国封地的主体虽然在淮河北岸，已进入中原，但是却被蔡、息、道等姬姓国家所包围。对于周王朝来说，它毕竟是“异类”，所以在诸多的方国中，它是没有地位的。也正因如此，在西周时代和春秋前期，中原诸侯的军国大事和诸侯间的交流，江国很少参与，《国语》、《春秋》、《左传》等史书对江国的记载也十分少。直到鲁僖公二年（前658年）江国才首次出现在《春秋》与《左传》中。
江国本为小国，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都十分有限，与诸侯无争胜之心，这也使它能够安然生存。然而，随着楚国逐渐强大并不断向北扩张，打破了江人平静的生活。从楚武王、楚文王、楚庄敖到楚成王，楚国四代国君开疆拓土，由汉水向淮河流域推进，先后灭掉申、吕，邓，攻随，伐蔡，侵郑，势力凌压淮河上游诸国，并进入中原地带。此时，淮河上游的随、蔡、道、黄、江、息等小国纷纷依附于楚。为了拢罗江国，楚成王把自己的妹妹嫁到了江国，史称江芈。世传有“楚王钟”，铭文曰：“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卭仲妳南和钟。其眉寿无疆。”郭沫若云：“卭即江、黄之江，仲妳女字，南名。妳即楚姓芈之本字。……成王熊恽之妹有江芈者，或即此邛仲妳。”[10]（165）《左传·文公元年》杜注曰也说：“江芈，成王妹，嫁于江。”[5]（422）江芈为楚文王的女儿，楚文王于公元前677年去世，假设楚文王去世时其幼女10岁左右，那么按照当时妇女18岁左右出嫁来算，江芈嫁到江国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667年前后。此时楚人已经灭掉了江国的邻邦息国（大约在公元前683年前后），势力范围到达了江国的东境。
但尽管有这种姻亲关系，江人还是对楚人的强大和反复无常感到十分担心和恐惧。为了自保，江国便于自己的同盟国黄国一起寻求中原诸侯的保护。此时，齐桓公九战以服中原诸侯，成为可以号令中原诸侯的霸主。鲁僖公二年（前658年）江国首次参加了中原诸侯会盟：“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11]（46）杨伯峻说“江、黄，楚之与国也，始来服齐，故为合诸侯也。”[12]（283）次年，再次参加阳谷会盟：“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11]（47）僖公四年（前656）秋天，与鲁国等一起参加了“伐陈”的战争。僖公五年（前655）楚人又灭掉了与江国有密切关系的弦国，弦子奔黄。“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11]（278）弦国在今天光山县境，与江国相距也不远。
在淮河上游小国与齐人结盟之时，江人充分认识到，面对楚人的入侵，齐国即使有心救助，也是鞭长莫及的，所以选择了比黄国更为聪明的方式，一方面加强与北方诸侯的关系，另一方面依靠婚姻关系联络楚国，表面上称臣于楚，按时纳贡。而黄子因为完全脱离楚人的控制，不向楚人进贡，并且声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11]（290）故而在僖公十二年（前648）被楚所灭。
由于江国与楚的特殊关系，在成王时代，尽管弦国、黄国、英国、六国相继灭亡，而比黄、息都要弱小的江国却得以保存。然而江国也付出了代价，几乎成了楚国的附庸，也是楚人与北方诸侯争胜的前沿阵地。
随着楚成王的去世，江国也面临着灭亡的命运。
楚成王欲废太子商臣，商臣杀成王而自立，商臣继位之后的第三年便迫不急待地让镇守息县的公子朱率兵攻打江国：“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11]（356-357）这次围江因为晋师与王师相救而楚人兵退。第二年（前623年），楚人最终把江国灭亡。听到江国灭亡的消息，秦穆公感到十分悲哀，据《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11]（357-358）一个小诸侯国的灭亡，使秦伯为之素服、避正寝不居、去盛馔而撤乐，以至超出哀悼的正常礼数。一方面因为江与秦同为嬴姓，乃同宗之国；另一方面，也是告诫自己不忘楚人的威胁。
楚穆王如此快速的灭亡江国，其原因有二：
其一，江国已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在楚武王与楚成王时期，初始经营淮河上游与中游地区，主要集中力量清除淮河以南的障碍，所以在淮河南岸的弦国、黄国、英国、六国以及跨淮河南北的息国等相继灭亡，为下一步北征与东进打通道路和建立稳固的大后方。而主体处于淮河之北的江国作为楚的附庸，即可为楚北进提供便利，也可以起到缓冲与北方诸侯国紧张关系的作用。到穆王时，淮南上游南岸已经平定，申、息两地成了稳定的后方基地，淮河北的陈、蔡也归附于楚。所以夹在申、息与陈、蔡之间的江国对楚来说已无存在的价值。
其二，江国快速灭亡与江芈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前文说到，江国在成王时期能自保与江芈有关，因为江芈乃成王之妹，也深得成王喜爱与信任。而她的侄儿穆王却对他这位姑姑殊无好感，甚至有积怨在心。这从《左传·文公元年》的一段记载可以得到证实：“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从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11]（354）鲁文公元年即公元前626年，江芈回楚国，武王把欲废太子商臣而立王子职的想法告诉了自己最相信的妹妹。武王与妹妹江芈特殊的关系是楚国上层都明白的，所以潘崇就让商臣以故意得罪江芈的方式来试探，江芈在盛怒之下果然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因而也导致武王被杀。穆王继位之后，一是不喜欢这位姑姑，从而有了亡江之心，同时也是害怕江芈会说服江国之君叛楚而亲齐、晋。于是才迫不争待地发动灭江之战，终于在4年之内达到目的。
与江国有关的青铜器传世者不多，最著名的除前面所提到的“楚王钟”之外，还有叔姬簠、卭君妇和壶、伯戔盘等。“叔姬簠”铭文有：“叔姬霝迮黄邦，曾侯作叔姬、卭妳媵器……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此为楚器， 郭沫若说此器为曾女适黄，楚女适江，曾侯作器媵女，“同时复媵适江之女。”[10]（165）“卭君妇和壶”铭文云：“卭君妇和作其壶，子孙永宝用。”[10（171）此为江器，乃江君之妃和者所作。“伯戔盘”铭文曰：“隹正月初吉日丁亥，卭仲之孙白戔自作沬盘……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郭云：“卭，当作江黄之江。”[10]（165）此盘为江国贵族之器。江国本为嬴姓侯国，虽接受周王朝之封号，但对内却一直以“君”自称，这与黄国、番国等相同。从今天发现的黄国、番国、樊国等青铜器上，经常能看到黄君、番君、樊君字样，这也能说明它们在文化方面的共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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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1]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杨伯峻.春秋左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10月09日，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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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商城风景区，金岗台引领巍巍大别山，汤泉池美名传遍海内外，但却很少人知道“闺中名珠”黄柏山。说她是“名珠”，是因为她风景秀丽、物产丰富，钟天地之灵秀，得自然之造化，奇峰怪石、珍禽异兽、万树百花，又兼得厚重之人文，比之金岗、汤泉自是别有特色。说她养在深闺，是因为数千万年来，当地人对之自然最是熟悉，而外地人却很少闻得其芳名，就连我这个商城人以前也未识其芳容。近三年，我曾三上黄柏山，一上黄柏山，只是略窥其美艳之外貌；二上黄柏山，仿佛近观其端庄的气质；三上黄柏山，才算是开始倾听到她那款款细语。流连于黄柏群峰之中，徘徊于淮灌河源之畔；目接层岚，耳听鸟鸣，鼻受花香，心属古人。真想有朝一日能结庐山间，看春去春来，赏月圆月缺，观日出日落，伴鸟出鸟归，听晨钟暮鼓。
一、风景独异的黄柏山
黄柏山原称黄檗山，因产药材黄檗（又名黄菠萝、黄柏）而得名。黄柏山是淮河支流灌河的发源地，位于河南商城县西南部，距县城60公里，南邻湖北，东接安徽，是豫鄂皖三省的界山。林区面积401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7%，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黄柏山森林公园属北亚热带向南暖温带过渡地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为15.2℃,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2℃。境内山青水秀，险艳幽深，溪水长流，植物种类繁多，兼具南北植被成分，共有2116种，属国家保护的有水杉、古银杏、金钱柳、鹅掌楸等；动物种类十分丰富，共有371种，属国家保护的有戴胜、白冠长尾雉、商城肥鲵、金钱豹、豪猪、狍子等。享有“植物王国”、“动物乐园”、“避暑胜地”、“娃娃鱼故乡”等美誉。黄柏山的主要自然景点很多，著名者有九峰尖、小林海、天池、姑嫂涧、大瀑布等。
九峰尖：海拔1352.6米，系黄柏山森林公园的最高峰。因形态各异的九座山峰比肩并峙而得名。第一峰处，一巨石如僧人躬身，前一洞口20余平方米，称老和尚进洞。还有一块金牌石，传说原有两块，龙王与油榨斗法，龙王遣一石压油榨，余一块。山中亦有风洞，常年风势不衰，嗡嗡作响，内可容4人对坐。烟云聚散，气象雄丽。主峰险峻，山路陡峭，是攀岩、探险的好去处。
小林海：系树龄有200多年的原始森林，面积300亩。高大的黄山松林，直耸云端，实为罕见。林内空气湿润，藤蔓缠绕，生长着天麻、茯苓等珍贵药材，有大别山“天然氧吧”之称。在森林入口处巍然耸立着一棵千年古松，枝叶苍劲虬曲，如一双巨手伸展开来，酷似黄山的迎客松，许多游客经常留影于树下。爬上山项，就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了。在这里可以“体验一脚踏三省”以及“鸡鸣闻三省”的感受。在不远处的岭脊上，有刻着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北省三省省名的界碑。许多游客来到这里，必在此摄影留念。
姑嫂涧：又名姑嫂潭，潭上是一个落差近50余米的瀑布，飞流而下，潭后为农田风光。传说是当年当地有一农家姑嫂二人和睦相处，亲如姐妹。一次姑嫂二人在潭边洗衣，嫂子不慎落于潭中，小姑尽管不识水性，但毫不犹豫跳进潭中，挺身相救，最后双方溺水身亡，后人为纪念二人，将此潭取名姑嫂潭。潭面800平方米，潭深5米，潭边是大面积的花岗石平台，可供游人休憩和开篝火晚会。
天池：是一座五十年代初修建的水库，落差高达350米，目前为我省水库水利发电落差之最。水面1万平方米，蓄水约10万立方米。绿水碧波，白鹭翻飞与环湖千亩翠竹相映照，恬静清幽。
二、人文厚重的黄柏山
历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在此留下足迹，南宋爱国大词人张元干，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明代著名文学家、“公安派”的代表作家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等都曾经寄情黄柏山水，并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明代无念禅师更在此建寺修行。
无念名深有，为明末著名禅师。深得袁宏道、李贽等人的推崇。无念俗姓熊，黄州麻城人，十六岁时，曾患痘风，生命垂危。他的叔叔和兄长商议道，让他出家或许能保住一条性命。果然，他的病不久就好了。无念禅师于是前往荡山落发。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修行地，无念禅师偶入商城黄柏山，即刻被黄柏山的高远和幽静所倾倒，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心灵的家园。他曾在《黄柏法眼寺记》中自述道：“一日闲登峻岭，望见有山，名曰黄柏。岭僻幽深，绝无人踪，甚可寄息。……古人言‘与木石居，与鹿豕游’，此其地矣！”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贽、袁宏道等邀无念禅师相晤于麻城龙潭湖。其时无念已入黄柏山，三请方下山。晤谈中，言及无念欲在黄柏山创建“法眼寺”，后袁宏道即写给信时任商城知县的范应宾，范知县遂嘱黄柏山主人张舜选施山建寺，此寺即为法眼寺。
法眼寺遗址位于林场老场部，寺后北依蛇山，南靠龟山。寺名为法眼，意谓佛教中心，俗称大庙。其大门上有一幅楹联：“三十里隔断红尘看茂竹修林别有风情殊事世；五百年重开绿野听飞泉鸣鸟别出境界异人寰。”寺院占地4000平方米，五层，房舍130余间，寺僧200余名，下辖数十座寺院，寺僧1500余人。每日晨钟暮鼓，佛灯灼烁，香烟袅袅，游人不绝。无念挚友，文学家李贽，七省经略梅之焕曾到此。此寺屡遭拆毁，原寺已荡然无存，仅存两尊石狮。门前两棵银杏，相传已有千年历史，右雌左雄，直径2米有余，四人合围，枝繁叶茂，荫天蔽日，蔚为壮观。商城县在其原址又重修了法眼寺，为今天去黄柏山不得不看一个主要人文景点。
与无念禅师相关的另一重要文化景点是息影塔群，系无念禅师之好友明代进士、七省经略梅之焕于天启丁卯年（1621年）为纪念无念禅师所建，保存较为完好，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息影塔高8.45米，均为精雕细琢的花岗岩石块镶砌。塔体八方四层，每层檐下有石雕斗拱，斗拱以上每个转角处均嵌一石雕龙头。第一层塔前眉镌刻“息影塔”及17个小字，第三层每面均有两个阴篆字，第四层每方阴刻梵文，上为葫芦元金顶。塔前置一石案，为乡民祭祀之处。塔后突起平台，为无念禅师安葬处。全塔32个塔角，嵌有石鸟，鸟嘴衔环，为挂铃用，其风摇铃动，松涛和鸣，极俱风韵。在息影塔四周近300米范围内，还有7个高约1至3米不等的小塔，相传是无念禅师的弟子们死后修建的，其目的是为了护卫祖师塔，塔正前50米处有一息影塔院。该塔群建造精细，石工奇巧，玲珑古朴，秀美峭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1986年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明代，与黄柏山结缘最深的文人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知县范应宾是个十分重教兴学的地方官员，他十分珍惜法眼寺这块文化厚土，还以它为依托，于万历二十三年（1596）与无念禅师在寺左建起花潭书院（一说花潭书院旧址在县城附近）。无念禅师的好友李贽于万历五年（1577年）调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因厌恶官场生活，万历九年（1581年）辞官，到湖北黄安隐居讲学。次年迁居湖北麻城芝佛院。他常到黄柏山讲学。经考证，商城县当时与李贽谊笃厚交者还有王济川、张舜选、陈壁、盛朝衮等。关于李贽在黄柏山的活动情况，李贽的学生安徽人汪本钶在《哭卓吾文》中云：“庚子冬，师读《易》黄柏山，改正《易因》，适马诚所先生年自北通州来，访师山中。越明春，师与马先生同至通州”。回京前，李贽作《赴京留别云松上人》诗：“支公遁迹此山居，深院巢云愧不知。自借松风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庐。风吹竹柏袈裟破，月满池塘钟磬虚。独有宿缘酬未毕，临岐策马复踌躇。”（《焚书》卷6）今天，在法眼寺后面建有“李贽书院”。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09月24日，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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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国文化与《诗经·陈风》
摘 要：陈国始封于西周初年，建都于今淮阳县城东的新蔡河西岸，亡于公元前479年，前后延续500多年。陈地的土著文化在夏商及其以前为东夷文化，至周代又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从而形成了其根深蒂固且特色独具的地域文化。尽管在春秋时成为楚人的附庸，但却仍然保存着其文化本色，这与淮河上中游地区其他诸侯国相比是十分少见的。其文化以鸟为崇拜对象；简礼仪而重巫祠，体现出浓烈的巫文化特色；其俗善歌舞，民风浪漫、开放而自由。这些文化特色在《诗经·陈风》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关键词：陈国；陈国文化；诗经·陈风；巫文化
陈国的远祖为传说中上古时代著名的部族领袖舜，舜的子孙在夏商时期无显赫者，至武王灭商之后，追封神农、黄帝、祝融、尧、禹、伯益等后裔，于是作为舜之后裔的妫满也在此时被封于陈，以奉舜祀。鲁哀公十七年（前479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1]从胡公满至陈湣公，陈国在周代前后延续500余年，历25世而亡。
陈初封之时与蔡相同，均为二等大国，爵位为“侯”。地处中原南缘、淮河之北。不仅土地肥沃，宜于农业生产，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西周至春秋前期，陈国相对平静、安宁，至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楚人的北侵，作为中原诸侯联盟重要成员之一的陈国受到楚人的打击，不得已而依附楚国，从此便无宁日：因为投向楚人，而受到北方齐、鲁、郑、晋的攻击；偶然亲近中原诸侯，便遭楚人的报复；当吴人东进之后，陈人又不得不听从吴人的召唤。于是在春秋中期和后期，陈人就不断地在中原诸侯联盟、楚国联盟和吴国等三大势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短短的百余年内，先后两次被楚人亡国而又两次复立，最终在公元年479年为楚人所灭。
陈国所处的淮阳地区在远古时代是华夏文化与东方文化结合与交流部，进入春秋时期，又是南楚文化北进的前沿。从史传记载和传世的陈国青铜器来看，陈国文化既呈现出复杂性又保留有其独具的特色。陈国在春秋时曾沦为楚国的附庸，但文化却依然保留着其本色，这与淮河上中游其他诸候国相比，是十分少见的。在陈国本土文化土壤中所滋生的《诗经·陈风》真实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陈国的历史及其文化特色。
一、东夷民族与陈国的土著文化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2]
《史记》载：“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於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3]
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说：“陈氏，妫姓。初封虞城，今应天府之县也。后封于遂，今济州巨野。后封于陈，今陈州治宛丘县是也。本太昊伏羲氏之墟。舜传天下于禹，禹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城。周武王克商，乃求舜后以备三恪，得胡公满，封之于陈，以奉舜祀。或曰：当周之兴，有虞遏父者，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子满而封于陈，以奉舜祀。满号胡公，往往以颔胡之故而得此号。”[4]
从诸多文献记载来看，陈国为舜之后裔，因居于妫汭而得姓妫。
关于陈国所都有位置，《汉书·地理志下》说：“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5]又说：“陈国，今淮阳之地。”[6]南北朝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卷22对于陈国故城位置记载较为清楚：“沙水又东径长平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羲城实中。……宛丘在陈城南道东。……沙水又东而南屈，径陈城东，谓之百尺沟。”[7]《水经注》所说的沙水其实就是古沙河（今统称为沙颍河）的支流新蔡河，新蔡河流经淮阳县城北，绕城东流后又向东南流入沙水。结合史料和地方志所载，古陈国都城当在今淮阳县城东的新蔡河西岸。
古陈国所在地淮阳一带很早时期便是东夷部族的活动地，《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8]《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载：“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9]在《山海经》中，帝俊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子孙之国遍布东方和南方各地，其中羲和、常羲则是帝俊部族中两个最为强大氏族集团，而伏羲则是上古太阳神羲和部族中的一支。[10]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曰：“大皞，伏羲。四国，伏羲之后，故主其祀。”[11]由此则说明在上古时期，帝俊、羲和、太昊伏羲和少昊等先后为古老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子孙主要生活在今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一带，这便是夏、商、周时期的东夷部落。但其支族则逐渐向西迁至安徽和河南东部地区，有些甚至远迁至山西、河北、陕西等地。迁至河南西部周口市一带的便是东夷伏羲部落。
《竹书纪年·前编》载：“太昊庖羲氏……元年继位都宛丘。”[12]《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大皞之虚也” ，杜预注曰：“大皞居陈。”[13]《汉书·地理志》也说：“陈本太昊之虚。”[14]
太昊（或大皞、太皞）所都之宛丘（或陈），就是周代陈国故地即今天的周口淮阳，太昊都淮阳的记载为后天考古发现所证实。197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位于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发掘了属于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平粮台遗址。城址面积5万平方米，城垣为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墙下部宽约13米，高3米多。在南墙和北墙中段发现有城南门和北门的遗迹。南门道路下有铺成北高南低的陶制水管道，管道每节长35-45厘米，直筒形，节节套合。在城内发现房基10余座。该城址分为五个文化期：一期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二期属龙山文化中期，三期属龙山文化中期稍偏晚，四期属龙山文化晚期，五期属早商时期。平粮台古城的建筑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经过碳14测定，距今约4075-3965年，又经树轮较正距今4500-4355±140-175年。[15]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均属于东夷先民所创造的早期文化，平粮台古城址所在地即为史料所载的宛丘，也就是传说中伏羲定都之处。平粮台古城址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东夷民族便已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带到了周口淮阳一带。最早进入陈地的当为伏羲后裔，所以连同自己祖先的故事也一同带到了陈地。
我们可以这样说：陈地的土著文化为远古东夷文化。关于东夷文化的特征，杨宽先生认为：
所有这些东夷，都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禹贡》说：“莱夷作牧”。《史记·夏本纪》作“莱夷为牧”。说明莱夷原以游牧为主。《禹贡》所说扬州“鸟夷卉服”，郑玄解释说：“此州上湿故衣草服。”（孔颖达正义引）。《禹贡》所说冀州“鸟夷皮服”，解释者认为东北寒冷故衣皮服。其实，他们穿卉服、皮服，不穿纺织品，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经济生产落后，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缘故。原是东夷的秦和赵二族，本来也以游牧、狩猎为生，长久保持着善于畜牧的传统。赵的祖先造父以善御著称，秦的祖先非子也以善于养马和畜牧著称。……直到西周后期也还如此。[16]
东夷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其一，以鸟和太阳为崇拜对象。《山海经》中有帝俊生十日的传说，由此也就有了后羿射日的神话；太昊、少昊之名均于太阳崇拜有关；帝俊诸多后裔之国大都以“使四鸟”为标志。其二，东夷文化与其他文化圈相比，简礼仪而重巫祠，巫文化更加浓厚且传播与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与楚文化相类。至春秋时期，东夷文化中人祭、人殉现象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但当伏羲部族西移之后，进入适宜耕作的淮阳一带，这支东夷人逐渐从游牧、狩猎向农耕生活转变，但仍然深受原始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之影响。
二、周代陈国文化的演变与文化特征
周代的陈国，其文化既保留着土著文化特色，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当楚人北侵时，淮河流域的大多数诸侯国的文化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只有陈国依然保持其文化特色而极少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所以《汉书·地理志下》说：“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17]
（1）周代陈国文化对土著文化的继承与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8]而《史记·五帝本纪》则曰：“舜，冀州之人也。……就时于负夏。”[19]《史记索隐》说：“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20]《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道元《水经》云：干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后诸侯也。又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21]
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之人和司马迁所说舜为冀州人，看似矛盾，其实都没有错：山东本为舜之祖居之地，舜本为东夷部族成员之一；而舜之一支渐次西迁，最终进入山西地区，且在这里得到发展与壮大，建立了古虞国，这正是司马迁之所据。
夏商之际，舜之后裔回迁至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带建立方国，仍以舜之故国为名，称为虞国，这个虞国也就是西周陈国的前身。对于夏商时期古陈国的历史，《通志·氏族略二》有简略的记载：“陈氏，妫姓。初封虞城，今应天府之县也。后封于遂，今济州巨野。”[22]由此可以说明，妫姓的陈国本就是东夷的一脉，陈国所统辖的区域也正是其祖先开拓与生活的地区。这就决定了陈国很容易接纳与吸收其土著文化，周代陈国文化正是在陈地土著的东夷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由于陈国是西周初年所分封的“以备三恪”的重要异姓诸侯国，陈国开国之君又以武王的女儿大姬为妻， 从西周至春秋，陈女多嫁到周王室为王后或与中原姬姓诸侯通婚。所以整个周代，陈国虽是异姓诸侯，但却与周王室和中原诸侯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使陈国文化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从传世的陈国青铜器的形制、风格、铭文等来看，它与中原的青铜器没有大的差别；陈国的墓葬也遵循周王朝的礼制；东夷文化中的人祭、人殉制度在陈国文化中被剪除，走向文明化。
（2）原始巫风的新变
在两周时代，陈国巫风大盛，此俗见诸后天多种史料记载。《汉书·地理志》载：“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23]《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语说：“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24]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击其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25]
其实陈人好巫乃其本土固有之文化，非因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所造成的，匡衡说：“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将陈地巫风盛行归罪于陈夫人太姬，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土著文化的存在，仅靠一代大姬短时间的影响，是不太可能形成这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地域文化的。当然，这种巫风盛行与大姬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身份尊贵的大姬对巫风的喜好，从而对陈地的这一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上层社会提倡，使原本属于民间风俗的土著文化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上升至贵族文化系列，遂成为陈国主流文化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大姬为什么好巫风，其目的又是什么？郑玄《诗谱·郑谱》云：“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2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自今是赖。”[27]可证胡公满之子申公犀侯当为大姬所生。由此说明，开始大姬无子，为了生子而热衷于祭祀、祷祈，最终生子。尽管从今天科学观点来看大姬的祭祀、祷祈行为与生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陈人和大姬自己却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从而也使大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对巫风、祭祀坚信不移且乐此不疲。
陈地原始的巫觋行为、祭祀活动、歌舞之乐并非仅限于求子，但大姬的这一行为从此改变了楚地巫风的主题与性质。随后，这种民俗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传说相融合，于是求子行为与求子仪式就成了陈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独特文化。一种民俗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来表现，但传统的庙会往往最能承载一个地区古老的民俗文化信息。在淮阳太昊陵，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都要举办庙会，俗称“二月会”。“二月会”除了民间的贸易行为、娱乐活动之外，最为突出的是求子习俗与其所呈现的生育文化。庙会上求子仪式主要有拴娃娃、摸子孙窑、请泥狗泥猴和布老虎、献旗杆和担经挑等等。子孙窑就是太昊陵显仁殿基石上的一个黑幽幽的圆孔，直径2.5厘米，深度大约一指左右，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祈子者一定要摸一摸安才能灵验。淮阳泥狗被誉为原始生殖崇拜文化的活化石，其造型有双头狗、双头猴、虎拉猴、猴骑狗等，在这些动物身上都能找到代表女阴符号的图案。“担经挑”又称“担花篮”，是一种原始的以祭祖娱神为目的的舞蹈形式，舞者在跳舞过程中背靠背而过，两尾相碰，象征伏羲和女娲交尾之状。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陈地太昊陵庙会中的求子习俗与其所承载的文化意象，由来久矣，它即有陈地土著文化的基因，也有陈大姬因求子而祭祀所带来的新变，又在战国至汉代融入了伏羲与女娲的传说。这种习俗形成、固定下来之后，穿越历史长河而绵绵流传至今。
3、《诗经·陈风》与陈国文化
《诗经·陈风》收录了陈国诗歌10首，《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等。《墓门》、《株林》是政治讽刺诗，《防有鹊巢》诗意不能确定，而其他7首全部是反映歌舞、爱情、婚姻的诗歌。
《诗经》中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大量的婚恋诗，其中又以《郑风》、《卫风》（包括《邶风》和《鄘风》）和《陈风》居多，婚恋诗在全部诗歌中所占的比例又以《陈风》为最。把《陈风》与《郑风》、《卫风》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民风民情，从而表现出文化的差异。
（1）无度的歌舞之俗带动自由恋爱之风
先秦时期由于去古风未远，婚姻的礼仪规范尚没有对普通民众起到完全的约束作用，所以男女恋爱之风相对比较自由，他们或借集体春游而寻找所爱之人，或私自相约而定情。所以《鄘风·桑中》有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的欢悦，《郑风·溱洧》也有“洧之外，洵美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美妙时光。
而《陈风》却表现出陈人的歌舞之风和在歌舞之风中滋生的开放恋情。
《宛丘》诗云：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东门之枌》诗云：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诗中的“鹭羽”、“鹭翿”均指鹭鸟身上的羽毛。歌舞之时以鸟羽为道具，首先体现出陈地以远古时代以鸟为崇拜物的东夷习俗，也反映歌舞本身带有巫风的印迹。从《宛丘》诗中我们看不出舞者的目的，但“无冬无夏”一语却反映出陈国舞风之盛，甚至到了放荡无度、走火入魔的地步。而《东门之枌》中在大树下狂跳的“子仲之子”和在市井中疯舞的“南方之原”因歌舞而生情，互赠情物。《东门之池》一诗 “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又为我们展示出两千多年前陈国东门水池边男女互唱情歌以相悦的热闹场景。
（2）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普及
在古代，诗、歌、舞三位一体，人们在歌唱时总是离不开舞蹈，但一般来说，在周代礼仪规范、等级界线还是比较严格的，上层贵族可以欣赏他们的雅乐，而民间百姓则有他们的俗乐，而上下同乐的现象并不常见。而在《陈风》中却有例外。
《毛诗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28]而陈子展先生则认为：“《宛丘》，刺陈国统治阶级游荡歌舞之诗，当出自民间歌手。”[29]无论此诗是否为刺幽公之诗，但至少这位舞者是一位有较高身份的人是没错的。
《东门之枌》中的“子仲之子”为陈国贵族子仲家的公子，而“南方之原”，郑玄《笺》曰：“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为上处”。[30]陈子展先生直接译为“南方大夫原氏的女家”。[31]原氏为陈国重要贵族，《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前667）载，陈大夫原仲死后，他的朋友鲁国公子友到陈国参加他的葬礼。1975年在河南省商水县朱村出土有原仲簠，是原仲为他的女儿所作的媵器。可见，在当时无论是子仲家的男人还是原氏家的女人们都以歌舞于城郊或市井为乐事而毫无顾忌。
从《宛丘》、《东门之枌》、《东门之池》等诗来看，陈人歌舞的集中地在宛丘和城都的东门一带。郦道元《水经注》说：“太姬好祭祀，故《诗》所谓坎其击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陈城南道东。王隐云：渐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讨陈，杀夏征舒于栗门，以为夏州后。城之东门内有池，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许步，水至清洁而不耗竭，不生鱼草。水中有故台处，《诗》所谓东门之池也。”[32]可见城东南不远的宛丘和城东门内的水池边，正是陈人“无冬无夏”的歌舞之地也是谈情说爱的场所。
陈国的歌舞之风、开放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统治者的心理与行为，甚至发生君主与两大夫同通于夏姬之事。《史记·陈杞世家》载：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戏於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於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33]
春秋时代，荒淫而大违礼仪的诸侯国君主有很多，而这种君臣三人同时与一个贵族妇人私通的事并不多见。《陈风·株林》之诗记其事，故《毛诗序》曰：“《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自焉。”[34]
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到鲁国，他评价《陈风》：“国无主，其能久乎？”[35]杜预说：“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故曰国无主。”[36]以“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来解释“国无主”可能不一定正确，但以此来概括春秋时期陈国的习俗倒恰如其分。
因为有大姬热衷于此道在前，君主荒淫在后，上层贵族也深受文化薰染，而民间本就有浓厚的巫风和较为开放的婚恋习俗，于是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弥于整个陈国。《东门之杨》诗云：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421-422）
《毛诗序》曰：“《东门之杨》，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37]此诗不确，诗歌实则描写男女在月夜相会于树林之中的情景。
综上所述，陈地的土著文化在夏商及其以前为东夷文化，至周代又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从而形成了其根深蒂固且特色独具的地域文化。其文化以鸟为崇拜对象；简礼仪而重巫祠，体现出浓烈的巫文化特色；其俗善歌舞，民风浪漫、开放而自由。这些文化特色在《诗经·陈风》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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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82，1383页
[10]参见金荣权：《中国神话的流变与文化精神》。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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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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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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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21]（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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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8][30][34][37]（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375，376，376，378，377页
[29][31]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12，414页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09月14日，2010年
分类：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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