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成书时代与逸诗问题的再探讨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01月08日，2007年 分类：墨迹未干 当前暂无评论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全书以“风”、“雅”、“颂”编序，收录战国时代以前的诗歌305首，对中国后代的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认为其成书的年代大致应在春秋时期，对于《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和成书的确切时间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今传《毛诗》以《国风》、《小雅》、《大雅》、《颂》为顺序进行编排，自汉代以来，学术界均认为这是《诗经》最原始的编序。然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公诸于世之后，引发了《诗经》编序问题、逸诗问题的大争论，从而也涉及《诗经》成书的具体年代、编定者、编排原则等诸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先秦典籍为依据，特别着眼于《左传》、《国语》、《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的引诗、论诗情况，对《诗经》的成书时代、编序及逸诗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今传《诗经》在先秦时代非一次性结集
今传《毛诗》305篇，按“风”、“雅”、“颂”三部分整齐编排，内容由俗到雅，风格迥然不同，体现出最后编定者的礼乐思想、政治态度、审美观点等。但是从《诗经》在先秦时代的流传情况来看，绝对不是一次性结集而成的，各部分当是逐次结集，且时代的先后相差较远，其定编的时代当为春秋中后期。
1、《诗经》的第一次结集在西周前期
《诗经》于西周前期第一次结集，所收诗歌当为今本《毛诗》中的《周颂》与《大雅》。 周武王灭商建周，天下尚未安定。成王继位，平管、蔡之乱，东伐淮夷，逐步巩固了政权，至晚年，方有闲暇从事礼乐建设，“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1]但制乐工作刚刚起步，成王就撒手离开了人世，历史的重任便落到了康王的肩上。今本《竹书纪年》载“（康王）三年，定乐歌。”从周代礼乐制度发展的轨迹来看，康王定乐歌之说是可信的：成王时期礼制已初步建立，为配合礼制而定乐歌就成了体现王权和实施礼法制度的必然需要；成王晚年着手“兴正礼乐”，为康王制乐奠定的基础；武王和成王时代所兴起的“颂声”以及公卿大量献诗，为康王制乐提供了文字范本。《国语》载邵公谏厉王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2]邵公之语不仅是对帝王听政的要求，同时也是周王朝公卿献诗风气的反映。因为广开献诗之路，大倡献诗之风，使出自于士大夫之手的许多诗歌汇集于周太师手中，为了制乐歌的需要，周太师将它们进行分类整理并编辑成书，作为制乐的底本。诗歌一经结集，马上在社会上流传，所以当周穆王（康王之孙）将征犬戎时，祭公谋父引《周颂·时迈》诗谏之：“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3]；周厉王私宠荣夷公，芮良夫引《思文》与《文王》两首中的诗句讽劝之：“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4]第一次结集的诗歌并不叫《周颂》，而只称《颂》，所以祭公、芮良都只言“周文公之《颂》”或“《颂》”。是因为此时《商颂》与《鲁颂》尚未结集，无需加“周”字，只到后世因《商颂》与《鲁颂》出现之后，为区别之，才加上“周”字的。
2、《诗经》的第二次结集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
《诗经》的第二次结集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这次结集收入了《商颂》。《商颂》出现于西周晚期，被编入《诗》至迟不晚于春秋初期。《国语·鲁语下》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诗经·商颂·那》毛序云：“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5]《那》篇是今本《诗经·商颂》的第一篇，可以断定正考父所校之商颂12篇包含今本《诗经》中的《商颂》的诗作，只可惜当时的12篇今天仅存《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等5篇。这些作品到底是商人旧作还是西周时期宋人之作，是诗学界从古到今所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认为《商颂》当为西周时宋人所作，其理由有三：其一，今存《商颂》有“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那》）、“古帝命武汤”（《玄鸟》）、“昔在中叶”（《长发》）、“昔有成汤”（《殷武》）等语，明系后人追述之作；《周颂》作于西周前期，篇幅短小，文词隐晦，而《商颂》之中的《长发》与《殷武》均为六章以上的长诗，且意显而辞文，与《鲁颂》相似；其三，若《商颂》在《周颂》之前已存在，厉王以前士大夫所引《周颂》之诗就应直曰《周颂》，以别于《商颂》，而不应只称《颂》。《孔子家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正考父（正考甫）乃孔子之先，生活于宋戴公、宣公之世，正当西周晚期和春秋之际，所以《商颂》至迟不会晚于西周未年。《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而《毛诗序》则说 “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校”与“得”一字之差，其别则甚大矣：如云“校”，则说明宋人仿《周颂》而作《商颂》，在为《商颂》制乐时得周王朝太师之助，以合礼法；如云“得”，则说明《鲁颂》早存于周王朝乐官之手，当为商人旧作。综合前述，我们相信《国语》所记为是，孔子之先正考父在西周未年和春秋初期编辑宋人所作《商颂》12首，献于周太师，并得周太师之助而制成乐曲，奏于周王朝，也用于宋之宗庙祭祀。自《商颂》被编如诗集之后，春秋时代人们在引《诗》时，要么统称“《诗》”，要么明言“《周颂》”或“《商颂》”，再没有人称“颂”，为的是区别周、商二“颂”。
3、《小雅》与《国风》的结集在春秋中期
《诗经》结集的第三阶段，应在春秋中期。至春秋时代，礼乐崩坏，政不由周王所出，于是“变雅”作，诸侯国之“邦风”兴，周太师和诸侯国的乐官们分别收集整理分散于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诗歌，最终由周太师统一编入《诗》中，其内容除原有的《周颂》、《商颂》、《大雅》之外，又增加了《小雅》与《国风》部分。《小雅》与《国风》的单独结集最迟在春秋中期甚至更早一些就完成了。《左传》“鲁闵公元年”载管敬仲与齐侯语，引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诗句出自于《小雅·出车》，是年为公元前661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晋公子重耳至齐，齐桓公以女妻之，重耳贪恋安逸，姜氏劝之引诗曰：“《郑诗》云：‘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6]诗句见于《诗经·郑风·将仲子》。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楚成王引诗：“《曹诗》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7]诗句出自《诗经·曹风·候人》。可见在公元前636年以前，《小雅》与《国风》不仅结集，而且在各诸侯国之间广泛流传，连南楚之君和中原闺中女子对之都十分熟悉，且能顺口成诵。《左传》和《国语》赋引了“十五国风”中除《王风》、《齐风》、《魏风》、《陈风》、《桧风》等5国之外的10个诸侯国的诗歌，赋引者除本国士大夫，还有其他诸侯国的人，亦可见《风诗》流传之广泛，影响之大。《汉书·艺文志》提出采诗之说，言周王朝专设采诗之官，采诗之人于暮春之月遍走各诸侯国，以采集侯国之风，最后献于周太师，由周太师统一结集并谱制乐曲。但实际上我们更相信“十五国风”最早当由各诸侯国自行编定，最后才献于周太师的。这样就可以解决诗学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疑案，比如西周时期诸侯国众多，而为何《诗经》中只收十五个国家的诗歌？邶、鄘、卫本为一国之地，为何其诗分为三国？各国诗歌多则20多篇，少则只有4篇，为何有如此大的数量之别？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在于：一些诸侯国到春秋时期相继灭亡或式微，另一些诸侯国没有收集本国的诗歌，所以今本《诗经》才只有十五国风；《邶风》、《鄘风》、《卫风》共39篇，占《国风》160首总数近四分之一，且本为一国之地，为什么偏偏分为三国，其原因是因为当卫人在收集本国诗歌时，是按地域来划分的，可以说明结集于春秋时代的《卫诗》当分为《邶诗》、《鄘诗》、《卫诗》三部分，这应是《卫风》的原貌，周太师和《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在将《卫风》收入诗集时仍其旧；各国所编的诗集汇入周太师之手后，太师在最后结集时，根据各侯国诗歌的多少，并按照某种原则和标准，对各国风诗进行选择，确定入《诗》的篇目，或由《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再次淘汰，这就出现了各国诗歌入选数量相差悬殊的情况。至春秋中期，由周太师编辑的《诗》已基本定型，且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所有诗歌都可演奏、歌唱，证明此时已出现了比较完备的《诗经》版本。
4、春秋中后期，鲁太师挚将《鲁颂》编入诗集，完成了《诗经》的定编
在《诗经》的各部分之中，《鲁颂》是最后入诗的，其证据如下：其一，《周颂》出现最早，诗意简洁明了，每诗只有一章；《商颂》次之，不仅出现长篇，且文采更盛；《鲁颂》最晚出，篇幅加长，且有如《閟宫》这样12章的长诗，主要是颂扬如鲁僖公这样的君主和表现鲁贵族生活的诗歌。其二，“雅”与“颂”大都为贵族或士大夫诗歌，其乐为雅乐、庙堂之歌，固倍受时人所关注，所以春秋时代的赋引率比较高，据《左传》和《国语》的赋引情况来看：赋引《周颂》10篇，占全部诗歌31首的32%；赋引《商颂》4首，占全部诗歌5首的80%；赋引《大雅》18首，占全部诗歌31首的60%，赋引《小雅》36首，占全部诗歌74首中的48.6%。但却没有一首《鲁颂》中的诗歌被赋引，连十分爱赋诗的鲁国人自己也没有提到《鲁颂》，这并不是时人忘记了《鲁颂》的存在，只能说明当时流传的诗集中根本就没有《鲁颂》。其三，从史料来看，最早提到《鲁颂》的是《左传》“鲁文公二年”：“君子曰‘《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诗句出自《鲁颂·閟宫》。但这并不能说明《鲁颂》之名就出现于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因为《左传》中的“君子曰”正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只是《左传》作者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之词，大多数当为作者自语。这正说明，到春秋中后期才出现《鲁颂》之名，《左传》的作者也读过《鲁颂》。 将《鲁颂》并入周诗总集的人也应该是《诗经》的最后编定者，他按照自己选诗的标准对当时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诗集加以整理，并删除了少数篇章，造成了今天所见到的近30首逸诗。最后编定《诗经》的人很可能就是鲁国乐官太师挚。《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太师挚，并且从言语中流露出对这位音乐前辈的无比推崇与向往。《泰伯》篇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微子》篇又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其实对太师挚定《诗》一事，古人早有明论，《隋书·经籍志》说：“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98也说：“如《隋志》所云，则《南》之始《关雎》，《雅》始《鹿鸣》、《文王》，《颂》始《清庙》，皆鲁太师录而次之者。”《隋书》所言不知所本，但应当非空穴来风，正因为是鲁太师定《诗》，才会使很多《诗》学悬案都可以找到解释的理由：因鲁人编《诗》，才会将歌颂鲁君的诗放入《颂》诗之中，并且与《周颂》、《鲁颂》一起成为庙堂之音；因鲁人定《诗》，才会使《左传》的作者最先看到它，从而第一次引用《鲁颂》中的作品；因太师挚在周太师所编的诗集基础上重新加以整理过，所以吴公子季扎观乐时《诗》的顺序与今本《毛诗》次序不尽相同。
二、《诗经》的最后编定与序类问题
1、《诗经》至迟在孔子时代已最后编定
《史记·孔子世家》首次提出孔子删诗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按司马氏所论，《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当为孔子，其用于演奏的音乐也由孔子所定。此说为后代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怀疑。《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周乐，乐工为之演奏的顺序是《国风》、《小雅》、《大雅》、《颂》，除《国风》中顺序略有不同之外，其核心体系与今本《诗经》无异，当年孔子只有8岁，不可能删定《诗经》；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诗经》，其中两次提到《诗经》的篇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8]“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9]可见孔子所诵读并用来教导弟子的《诗经》与今天流行的《毛诗》篇数是一致的；《左传》与《国语》所赋引与提到的诗歌有128首，而可以确定为逸诗者仅有11首（不包括《河水》、《鸠飞》等有争议的作品），与今传诗歌数相比是12比1，所占份量并不大。这些逸诗也许本来就没有收入诗集，如祭公所作的《祈招》之诗[10]，武王克商所作的《支》[11]等，如果真如司马迁所言，孔子删去了当时流传的诗歌中的十分之一，那么时人赋诗的情况绝不是这个样子，其中的逸诗数量一定要远远超过今天所见到的；当时周太师为诗歌度曲，诸侯国的乐师们也为自己国家的诗歌制曲，并在社会上流传，成为定式，孔子是不可能推翻所有已经流行的曲调而重新为三百首制曲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诗经》在孔子时代，甚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编定，且篇数与今本《毛诗》的篇数大体相同。
2、《诗经》在孔子时代是按照《风》、《雅》、《颂》排序的
今本《毛诗》以“风”、“雅”、“颂”将《诗经》分为三大类，并接照《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雅》（《小雅》、《大雅》）和《颂》（《周颂》、《鲁颂》、《商颂》）依次排序。今本《毛诗》排序是否就是先秦时代定本的排序？随着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简公布，编序之争起。2000年8月，上海博物馆公开百枚战国竹简，8月16日《文汇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发表了记者施宣圆题为《上海战国竹简解密》的报导，文章称：“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大夏》、《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论诗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马承源先生在《简文》考释《说明》中指出：“《诗论》二十九支简就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排次序。”[12]江林撰文说：“根据竹简的整理情况看，第二简先概论《讼》（《颂》），再论《大夏》（《大雅》），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从此可知，竹书本《孔子诗论》对《诗经》内容的排列次序是《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这部《诗》中各编的排列顺序是前所未见的。”[13]一部分学者极力维护《诗经》的传统排序，认为《孔子诗论》并不存在另一种排序方法，如李学勤、李零、姜广辉、范毓周等学者。范毓周认为：“《说明》却忽略了原书第4、5两简在论述《风》、《雅》、《颂》各部分的总体特点时，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的编排次序。而且根据我们对《诗论》内在文章逻辑关系的理解，是很难得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诗论》部分的《释文》前所作的《说明》所提出的看法的。”[14]李学勤先生作《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一文[15]，依据今本《毛诗》对《孔子诗论》竹简重新排序，以证明《孔子诗论》之次序与今本《毛诗》是一致的。我们赞同李学勤等先生观点，孔子所见的《诗经》版本与今本《诗经》是一致的，《孔子诗论》所依据的《诗经》排序仍是《风》、《雅》、《颂》。其理由主要有三：其一，从《左传》记载来看，在孔子时代，或在孔子之前，《诗经》按《风》、《雅》、《颂》来排序已经出现。《左传·鲁隐公三年》引君子之评语曰：“《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此处将“风雅”并称，这当然不能证明《诗经》按风雅编序就出现在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但至少可以说明《左传》作者所见的《诗经》排序可能是先《风》后《雅》；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入鲁观乐时鲁乐工所歌《诗经》之顺序，乐工按《风》、《雅》、《颂》顺序依次演奏，这应能体现当时《诗经》的基本排序。有些学者为了证明《孔子诗论》版本的不同，大胆否定《左传》所记的真实性，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对季札观乐的记载不是当初记载的原貌，季札观乐的内容被后人窜改了。”[16]这种假设是没有证据的。 其二，《论语》载孔子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中所说的《雅》与《颂》应指的是《诗经》中的雅诗与颂诗，孔子按当时习惯说法，也是先《雅》后《颂》。 其三，竹书《孔子诗论》的第2、3两简似乎有先《讼》（《颂》），后《大夏》（《大雅》），最后是《邦风》的顺序，但这并不能证明孔子论诗所依据的本子就是以《颂》、《大雅》、《小雅》、《国风》排列的，只能说明在孔子心目中《诗经》各类的层次与地位。如《礼记·乐记》记子贡问师乙，师乙答：“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师乙说诗顺序也是由庙堂之音到雅乐，最后说到俗乐的，只反映诗歌的层次问题，而与编序无关。更主要的是从竹简《孔子诗论》的总体内容来看，孔子与弟子问对，是从《国风》到《小雅》、《大雅》，再到《颂》的，与今本《诗经》之序相同。
三、关于逸诗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诗经》是周代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后期在上层社会与民间流传的诗歌创作，它不仅反映了周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方方面面的历史状况，同时也无可争议的代表了西周至春秋时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诗经》结集之后，立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行人在外交场合赋《诗》对答；士大夫起居燕饮，以《诗》明志；陈述政见、讽谏规劝，引《诗》以为证据；不懂《诗》，遭人嘲笑；“不学诗，无以言。”[17]所以从西周以来，学诗、赋诗、引诗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与时尚。 然而从先秦时代典藉所载赋引《诗经》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诗歌是今本《毛诗》所有的，而另有一些诗歌则不见于《毛诗》，这部分诗歌被称为“逸诗”。周代的逸诗到底存在有多少？它们与《诗经》有什么样的关系？逸诗的存在能否证明孔子删诗说的成立？逸诗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这正是我们要探求的问题。
1、周代的逸诗到底有多少
马国翰在《目耕帖》卷23中将各种古籍所引逸诗进行辑佚，共辑逸诗104首，但这些诗歌并非全是周代的诗歌。从目前可以见到的传世先秦典籍和已经面世的地下出土文献中，所找到的周代逸诗是十分有限的。《左传》提到《诗》和引《诗》共232处，其中赋诗172处，“君子曰”引诗49处，提到诗11处。去其重者，实际涉及诗歌119首，见于今本《毛诗》者106首，逸诗13首，包括：《河水》、《新宫》、《辔之柔矣》、《茅鸱》、《祈招》和8首未知其名的诗歌。《国语》赋引诗31处，去其重者，实引诗26篇，其中见于今本《毛诗》者23篇，逸诗3篇，包括：《支》、《河水》和《鸠飞》。对于一些所谓的逸诗，古人考之实非逸者，只是与今本《毛诗》题目不同罢了。如《国语·晋语四》载：“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韦昭注曰：“《鸠飞》，《小雅·小宛》之首章也，曰：‘宛彼鸣鸠，翰飞戾天。’”又曰：“‘河’当为‘沔’，字相似误也。”[18]除去《鸠飞》、《河水》两篇，《左传》与《国语》涉及诗歌128首，其中仅有逸诗11首。 《论语》引诗7处，其中逸诗1首，为孔子所评论；与今本《毛诗》不太一样者1处：《八佾篇》：“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诗的前两句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而“素以为绚兮”句不见今本《毛诗》。很可能古本《硕人》诗有此一句，在后天的流传中脱去，所以不能定为逸诗。如此说来，《论语》引诗7处，仅有1首逸诗。《墨子》引诗12次，逸诗3首。《管子》引诗3首，逸诗1首。《晏子春秋》引诗20处，逸诗1首。《孟子》一书引诗33处，评诗2处，涉及诗歌29篇，无1篇逸诗。战国诸子中，《荀子》引诗最多，达80余处，涉及诗歌47首，其中逸诗5篇（去其重者）。《韩非子》引诗4首，无逸诗。《吕氏春秋》引诗22处，逸诗4篇。以此说来，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所见逸诗也只有15首。 有学者认为这种简单的统计法不能说明问题，并且出土文献证明了先秦时代确实有大量逸诗存在，如刘立志先生说：后人所见先秦典籍毕竟有限，《汉书·艺文志》只收录朝廷藏书，大量前代典籍遗漏在外，马王堆汉墓简册、上博战国楚竹书即多有未见著录者；而《汉书·艺文志》所录书在后世又有大量逸亡，后人因客观条件限制，不可能穷尽最初的先秦书籍，竭泽而渔，因此查寻得到的逸诗数量是不完备的，其统计数据不能作为确凿的论据使用。存世先秦典籍之外，新出简帛文献征引有数条逸诗。如郭店简《唐虞之道》云：“《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揞。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马王堆汉墓帛书《缪和》云：“故其在《诗》也曰：‘女弄不敝衣裳，士弄不敝车轮。’”均为首见。上博楚竹书《采风曲目》残存有三十九篇诗歌曲目，仅有《硕人》曲目同于今木《诗经》篇名，《逸诗》残简包括《交交鸣鸟》和《多薪》两篇，亦不见于传世任何典籍。新见逸诗如此之多，可旁证孔子之时其数量必定更为惊人，古诗三千之数未必为虚夸之辞。[19] 如果依此所言，我们不能依据现有文献来对学术界的某些公案下结论，那么又能依据什么来研究古代文学与古代历史呢？即便这些传世文献所提供的数据不可能是通过“竭泽而渔”方式所获得的精确数据，但起码也是最主要也是相对可靠的参照数据。再者，刘氏所列举出来的古逸诗并不能断定为周代之诗歌。《虞诗》出自《唐虞之道》，绝非周人之诗，恐为后人所为；《缪和》诗为整齐的六言诗，恐非《诗经》时代的产物；上博楚竹书《采风曲目》中的39篇，亦不能断定皆为西周至春秋时的作品。 在上博竹简《孔子诗论》之中，也发现了一些与今本《毛诗》篇目不一致的篇名，其中有一篇报导说：“这批新发现的孔子诗论，因没有书名，上海博物馆将其定名《竹书孔子诗论》，全书是孔子学生有关孔子授诗时的记录，其中涉及的诗有60篇。经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2年多的研究考证，60首诗中，有十分之一多是《诗经》中没有的。新发现的诗篇是《肠肠》、《卷而》、《涉溱》、《河水》、《角幡》等。”果真有这么多的逸诗吗？周凤吾、马银琴、王小盾、俞志慧、范毓周、董莲池诸先生考证：《卷而》即《卷耳》，《涉溱》即《蹇裳》，《河水》即《沔水》或《新台》，《肠肠》为《荡》或《君子阳阳》[20]。如《角幡》之类因文字隶定仍在存疑阶段，或因同诗而异名，所以不能断然确定它们就是不在今本《毛诗》中的逸诗，更不能相信发现了“很多逸诗”之类的话。 从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来看，可以确定的出自于西周初年至春秋后期的逸诗不超过30首，数量极为有限。《目耕帖》所辑104首逸诗，绝大多数非《诗经》时代的诗歌。
2、先秦逸诗出现的原因
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就产生了歌谣，如《弹歌》、《蜡辞》之类，有些流传下来，为周人所熟知。但这与孔子删诗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先秦逸诗的存在不能成为孔子曾经删定《诗经》的理由。 先秦逸诗的出现有三种原因： 其一，部分逸诗为上古至夏、商时代的作品，或为战国时代的作品。这些诗歌非西周和春秋时代所作，故未能收入诗集之中，只依赖其它文献保存下来。它们只是远古歌谣或战国诗歌，非《诗经》时代的逸诗；因根本未入诗集，所以就不存在从《诗经》中被删除的可能。 其二，有些逸诗虽然产生于《诗经》时代，却并没有被收入《诗经》之中，它们只是漏收的诗歌，却不是从《诗经》中被删除的作品。正如我们前文所言，“十五国风”中的诗歌当为各诸侯国自行编辑然后再被周太师收入诗集中的，当诸侯国的太师们在采编诗歌和编辑诗集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把本土内流传的诗歌都能遍收，这些漏收的诗歌却在民间流传，并被人们引用，从而保存在于典籍之中；或因周太师在合集时将一些诗歌删去，从而成为逸诗；还有一些诸侯国根本就没有编辑自己国家的诗集，或者虽编有诗集，却没有被周太师所采编入周王朝的总集之中。如楚国本就是一个善于歌唱的国度，在西周至春秋时代一定有相当数量的诗歌流传，如《孟子·离娄章句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曾以此诗教育弟子。从诗歌形式与风格来看，当为楚诗。但在《诗经》中却没有《楚风》。另有一些诗歌虽为周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士大夫所作，但因为只是短章，固未能入诗集，如《国语·周语下》载：“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饫歌，名之曰《支》，以遗后人。”此诗虽名曰“诗”，但却只有四句，倒更像格言。 其三，确实有部分诗歌原本收入《诗经》之中，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从《诗经》中逸出了，而成了逸诗。这就是被《左传》、《国语》、《荀子》等书所赋引并且标有“诗曰”的一部分诗歌。如果说今传《诗经》定型于孔子之前，那么为什么孔子时代及其之后都有逸诗出现？《论语》中有逸诗1首；成书于孔子之后的《左传》，作者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也引有4首逸诗；《荀子》书中竟有5首之多。其原因在于，鲁太师挚所定之《诗》与周太师所编之《诗》同时传世，后来鲁本《诗》得以广泛流传，从而取代了周王朝所编的诗集。从《荀子》引用逸诗来看，荀子时代周王朝的诗集还是存在的，所以荀子得睹其原貌。但是周本《诗》因秦火而失传，独鲁太师之《诗》赖诸儒之力，在汉得以流传，这便是今天所见的《毛诗》。 从汉代四家诗的版本形态来看，齐、鲁、韩、毛四家是一致的，皆本于鲁太师所定之《诗》。吕绍纲、蔡先金二先生在《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一文中说：“汉代《诗经》版本形态有鲁、齐、韩、毛四家，《毛诗》流传至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齐诗》以《国风》为《诗》类序之始。《鲁诗》有‘四始’说，《关雎》为国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可见《鲁诗》类序亦为《风》、《小雅》、《大雅》、《颂》。郑玄初学《韩诗》，后就《毛传》作《笺》，间用韩义，仍未改《毛诗》之类序。……可知鲁、齐、韩三家诗类序与毛诗同。”[22]
参考文献
[1]《史记·周本记》[2][3][4]《国语·周语上》[5]（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90页[6][7]《国语·晋语四》[8]《论语·为政》[9]《论语·子路》[10]《左传·昭公十二年》[11]《国语·周语下》载：“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饫歌，名之曰《支》，以遗后人。”[1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13]《〈诗经〉传本及各编之编次定名新探》，《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第89页[14]《关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文献学的几个问题》，见www.bamboosilk.org[15]载于《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2卷第2期，2002年1月[16]见江林《〈诗经〉传本及各编之编次定名新探》，《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第91-92页[17]《论语·季氏》载孔子语[18]《国语》（引韦昭注），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29页[19]刘立志《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20]《上海新发现〈孔子诗论〉战国竹简》，《光明日报》，2000年8月21日[21]参见周凤吾《〈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简帛研究网，2002年1月16日。马银琴、王小盾《上博简〈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简帛研究网，2003年4月14日。范毓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释文、简序与分章》，简帛研究网，2002年2月3日。俞志慧《〈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校笺》，简帛研究网，2002年1月17日。董莲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解诂（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第8-18页[22]见《东南文化》，2005年第2期，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