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权之家

自然、人文黄柏山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10月09日，2010年 分类：墨迹未干 仅有一条评论

        说到商城风景区，金岗台引领巍巍大别山，汤泉池美名传遍海内外，但却很少人知道“闺中名珠”黄柏山。说她是“名珠”，是因为她风景秀丽、物产丰富，钟天地之灵秀，得自然之造化，奇峰怪石、珍禽异兽、万树百花，又兼得厚重之人文，比之金岗、汤泉自是别有特色。说她养在深闺，是因为数千万年来，当地人对之自然最是熟悉，而外地人却很少闻得其芳名，就连我这个商城人以前也未识其芳容。近三年，我曾三上黄柏山，一上黄柏山，只是略窥其美艳之外貌；二上黄柏山，仿佛近观其端庄的气质；三上黄柏山，才算是开始倾听到她那款款细语。流连于黄柏群峰之中，徘徊于淮灌河源之畔；目接层岚，耳听鸟鸣，鼻受花香，心属古人。真想有朝一日能结庐山间，看春去春来，赏月圆月缺，观日出日落，伴鸟出鸟归，听晨钟暮鼓。

       一、风景独异的黄柏山

 　   黄柏山原称黄檗山，因产药材黄檗（又名黄菠萝、黄柏）而得名。黄柏山是淮河支流灌河的发源地，位于河南商城县西南部，距县城60公里，南邻湖北，东接安徽，是豫鄂皖三省的界山。林区面积401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7%，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黄柏山森林公园属北亚热带向南暖温带过渡地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为15.2℃,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2℃。境内山青水秀，险艳幽深，溪水长流，植物种类繁多，兼具南北植被成分，共有2116种，属国家保护的有水杉、古银杏、金钱柳、鹅掌楸等；动物种类十分丰富，共有371种，属国家保护的有戴胜、白冠长尾雉、商城肥鲵、金钱豹、豪猪、狍子等。享有“植物王国”、“动物乐园”、“避暑胜地”、“娃娃鱼故乡”等美誉。黄柏山的主要自然景点很多，著名者有九峰尖、小林海、天池、姑嫂涧、大瀑布等。

        九峰尖：海拔1352.6米，系黄柏山森林公园的最高峰。因形态各异的九座山峰比肩并峙而得名。第一峰处，一巨石如僧人躬身，前一洞口20余平方米，称老和尚进洞。还有一块金牌石，传说原有两块，龙王与油榨斗法，龙王遣一石压油榨，余一块。山中亦有风洞，常年风势不衰，嗡嗡作响，内可容4人对坐。烟云聚散，气象雄丽。主峰险峻，山路陡峭，是攀岩、探险的好去处。

        小林海：系树龄有200多年的原始森林，面积300亩。高大的黄山松林，直耸云端，实为罕见。林内空气湿润，藤蔓缠绕，生长着天麻、茯苓等珍贵药材，有大别山“天然氧吧”之称。在森林入口处巍然耸立着一棵千年古松，枝叶苍劲虬曲，如一双巨手伸展开来，酷似黄山的迎客松，许多游客经常留影于树下。爬上山项，就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了。在这里可以“体验一脚踏三省”以及“鸡鸣闻三省”的感受。在不远处的岭脊上，有刻着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北省三省省名的界碑。许多游客来到这里，必在此摄影留念。

        姑嫂涧：又名姑嫂潭，潭上是一个落差近50余米的瀑布，飞流而下，潭后为农田风光。传说是当年当地有一农家姑嫂二人和睦相处，亲如姐妹。一次姑嫂二人在潭边洗衣，嫂子不慎落于潭中，小姑尽管不识水性，但毫不犹豫跳进潭中，挺身相救，最后双方溺水身亡，后人为纪念二人，将此潭取名姑嫂潭。潭面800平方米，潭深5米，潭边是大面积的花岗石平台，可供游人休憩和开篝火晚会。

        天池：是一座五十年代初修建的水库，落差高达350米，目前为我省水库水利发电落差之最。水面1万平方米，蓄水约10万立方米。绿水碧波，白鹭翻飞与环湖千亩翠竹相映照，恬静清幽。

        二、人文厚重的黄柏山

         历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在此留下足迹，南宋爱国大词人张元干，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明代著名文学家、“公安派”的代表作家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等都曾经寄情黄柏山水，并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明代无念禅师更在此建寺修行。

        无念名深有，为明末著名禅师。深得袁宏道、李贽等人的推崇。无念俗姓熊，黄州麻城人，十六岁时，曾患痘风，生命垂危。他的叔叔和兄长商议道，让他出家或许能保住一条性命。果然，他的病不久就好了。无念禅师于是前往荡山落发。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修行地，无念禅师偶入商城黄柏山，即刻被黄柏山的高远和幽静所倾倒，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心灵的家园。他曾在《黄柏法眼寺记》中自述道：“一日闲登峻岭，望见有山，名曰黄柏。岭僻幽深，绝无人踪，甚可寄息。……古人言‘与木石居，与鹿豕游’，此其地矣！”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贽、袁宏道等邀无念禅师相晤于麻城龙潭湖。其时无念已入黄柏山，三请方下山。晤谈中，言及无念欲在黄柏山创建“法眼寺”，后袁宏道即写给信时任商城知县的范应宾，范知县遂嘱黄柏山主人张舜选施山建寺，此寺即为法眼寺。

        法眼寺遗址位于林场老场部，寺后北依蛇山，南靠龟山。寺名为法眼，意谓佛教中心，俗称大庙。其大门上有一幅楹联：“三十里隔断红尘看茂竹修林别有风情殊事世；五百年重开绿野听飞泉鸣鸟别出境界异人寰。”寺院占地4000平方米，五层，房舍130余间，寺僧200余名，下辖数十座寺院，寺僧1500余人。每日晨钟暮鼓，佛灯灼烁，香烟袅袅，游人不绝。无念挚友，文学家李贽，七省经略梅之焕曾到此。此寺屡遭拆毁，原寺已荡然无存，仅存两尊石狮。门前两棵银杏，相传已有千年历史，右雌左雄，直径2米有余，四人合围，枝繁叶茂，荫天蔽日，蔚为壮观。商城县在其原址又重修了法眼寺，为今天去黄柏山不得不看一个主要人文景点。

        与无念禅师相关的另一重要文化景点是息影塔群，系无念禅师之好友明代进士、七省经略梅之焕于天启丁卯年（1621年）为纪念无念禅师所建，保存较为完好，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息影塔高8.45米，均为精雕细琢的花岗岩石块镶砌。塔体八方四层，每层檐下有石雕斗拱，斗拱以上每个转角处均嵌一石雕龙头。第一层塔前眉镌刻“息影塔”及17个小字，第三层每面均有两个阴篆字，第四层每方阴刻梵文，上为葫芦元金顶。塔前置一石案，为乡民祭祀之处。塔后突起平台，为无念禅师安葬处。全塔32个塔角，嵌有石鸟，鸟嘴衔环，为挂铃用，其风摇铃动，松涛和鸣，极俱风韵。在息影塔四周近300米范围内，还有7个高约1至3米不等的小塔，相传是无念禅师的弟子们死后修建的，其目的是为了护卫祖师塔，塔正前50米处有一息影塔院。该塔群建造精细，石工奇巧，玲珑古朴，秀美峭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1986年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明代，与黄柏山结缘最深的文人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知县范应宾是个十分重教兴学的地方官员，他十分珍惜法眼寺这块文化厚土，还以它为依托，于万历二十三年（1596）与无念禅师在寺左建起花潭书院（一说花潭书院旧址在县城附近）。无念禅师的好友李贽于万历五年（1577年）调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因厌恶官场生活，万历九年（1581年）辞官，到湖北黄安隐居讲学。次年迁居湖北麻城芝佛院。他常到黄柏山讲学。经考证，商城县当时与李贽谊笃厚交者还有王济川、张舜选、陈壁、盛朝衮等。关于李贽在黄柏山的活动情况，李贽的学生安徽人汪本钶在《哭卓吾文》中云：“庚子冬，师读《易》黄柏山，改正《易因》，适马诚所先生年自北通州来，访师山中。越明春，师与马先生同至通州”。回京前，李贽作《赴京留别云松上人》诗：“支公遁迹此山居，深院巢云愧不知。自借松风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庐。风吹竹柏袈裟破，月满池塘钟磬虚。独有宿缘酬未毕，临岐策马复踌躇。”（《焚书》卷6）今天，在法眼寺后面建有“李贽书院”。

论陈国文化与《诗经·陈风》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09月24日，2010年 分类：墨迹未干 仅有一条评论

论陈国文化与《诗经·陈风》

摘 要：陈国始封于西周初年，建都于今淮阳县城东的新蔡河西岸，亡于公元前479年，前后延续500多年。陈地的土著文化在夏商及其以前为东夷文化，至周代又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从而形成了其根深蒂固且特色独具的地域文化。尽管在春秋时成为楚人的附庸，但却仍然保存着其文化本色，这与淮河上中游地区其他诸侯国相比是十分少见的。其文化以鸟为崇拜对象；简礼仪而重巫祠，体现出浓烈的巫文化特色；其俗善歌舞，民风浪漫、开放而自由。这些文化特色在《诗经·陈风》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关键词：陈国；陈国文化；诗经·陈风；巫文化

陈国的远祖为传说中上古时代著名的部族领袖舜，舜的子孙在夏商时期无显赫者，至武王灭商之后，追封神农、黄帝、祝融、尧、禹、伯益等后裔，于是作为舜之后裔的妫满也在此时被封于陈，以奉舜祀。鲁哀公十七年（前479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1]从胡公满至陈湣公，陈国在周代前后延续500余年，历25世而亡。

陈初封之时与蔡相同，均为二等大国，爵位为“侯”。地处中原南缘、淮河之北。不仅土地肥沃，宜于农业生产，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西周至春秋前期，陈国相对平静、安宁，至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楚人的北侵，作为中原诸侯联盟重要成员之一的陈国受到楚人的打击，不得已而依附楚国，从此便无宁日：因为投向楚人，而受到北方齐、鲁、郑、晋的攻击；偶然亲近中原诸侯，便遭楚人的报复；当吴人东进之后，陈人又不得不听从吴人的召唤。于是在春秋中期和后期，陈人就不断地在中原诸侯联盟、楚国联盟和吴国等三大势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短短的百余年内，先后两次被楚人亡国而又两次复立，最终在公元年479年为楚人所灭。

陈国所处的淮阳地区在远古时代是华夏文化与东方文化结合与交流部，进入春秋时期，又是南楚文化北进的前沿。从史传记载和传世的陈国青铜器来看，陈国文化既呈现出复杂性又保留有其独具的特色。陈国在春秋时曾沦为楚国的附庸，但文化却依然保留着其本色，这与淮河上中游其他诸候国相比，是十分少见的。在陈国本土文化土壤中所滋生的《诗经·陈风》真实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陈国的历史及其文化特色。

一、东夷民族与陈国的土著文化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2]

《史记》载：“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於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3]

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说：“陈氏，妫姓。初封虞城，今应天府之县也。后封于遂，今济州巨野。后封于陈，今陈州治宛丘县是也。本太昊伏羲氏之墟。舜传天下于禹，禹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城。周武王克商，乃求舜后以备三恪，得胡公满，封之于陈，以奉舜祀。或曰：当周之兴，有虞遏父者，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子满而封于陈，以奉舜祀。满号胡公，往往以颔胡之故而得此号。”^[4]

从诸多文献记载来看，陈国为舜之后裔，因居于妫汭而得姓妫。

关于陈国所都有位置，《汉书·地理志下》说：“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5]又说：“陈国，今淮阳之地。”^[6]南北朝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卷22对于陈国故城位置记载较为清楚：“沙水又东径长平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羲城实中。……宛丘在陈城南道东。……沙水又东而南屈，径陈城东，谓之百尺沟。”^[7]《水经注》所说的沙水其实就是古沙河（今统称为沙颍河）的支流新蔡河，新蔡河流经淮阳县城北，绕城东流后又向东南流入沙水。结合史料和地方志所载，古陈国都城当在今淮阳县城东的新蔡河西岸。

古陈国所在地淮阳一带很早时期便是东夷部族的活动地，《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8]《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载：“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9]在《山海经》中，帝俊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子孙之国遍布东方和南方各地，其中羲和、常羲则是帝俊部族中两个最为强大氏族集团，而伏羲则是上古太阳神羲和部族中的一支。^[10]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曰：“大皞，伏羲。四国，伏羲之后，故主其祀。”^[11]由此则说明在上古时期，帝俊、羲和、太昊伏羲和少昊等先后为古老东方部族的领袖人物，其子孙主要生活在今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一带，这便是夏、商、周时期的东夷部落。但其支族则逐渐向西迁至安徽和河南东部地区，有些甚至远迁至山西、河北、陕西等地。迁至河南西部周口市一带的便是东夷伏羲部落。

《竹书纪年·前编》载：“太昊庖羲氏……元年继位都宛丘。”^[12]《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大皞之虚也” ，杜预注曰：“大皞居陈。”^[13]《汉书·地理志》也说：“陈本太昊之虚。”^[14]

太昊（或大皞、太皞）所都之宛丘（或陈），就是周代陈国故地即今天的周口淮阳，太昊都淮阳的记载为后天考古发现所证实。197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位于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发掘了属于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平粮台遗址。城址面积5万平方米，城垣为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墙下部宽约13米，高3米多。在南墙和北墙中段发现有城南门和北门的遗迹。南门道路下有铺成北高南低的陶制水管道，管道每节长35-45厘米，直筒形，节节套合。在城内发现房基10余座。该城址分为五个文化期：一期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二期属龙山文化中期，三期属龙山文化中期稍偏晚，四期属龙山文化晚期，五期属早商时期。平粮台古城的建筑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经过碳14测定，距今约4075-3965年，又经树轮较正距今4500-4355±140-175年。^[15]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均属于东夷先民所创造的早期文化，平粮台古城址所在地即为史料所载的宛丘，也就是传说中伏羲定都之处。平粮台古城址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东夷民族便已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带到了周口淮阳一带。最早进入陈地的当为伏羲后裔，所以连同自己祖先的故事也一同带到了陈地。

我们可以这样说：陈地的土著文化为远古东夷文化。关于东夷文化的特征，杨宽先生认为：

所有这些东夷，都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禹贡》说：“莱夷作牧”。《史记·夏本纪》作“莱夷为牧”。说明莱夷原以游牧为主。《禹贡》所说扬州“鸟夷卉服”，郑玄解释说：“此州上湿故衣草服。”（孔颖达正义引）。《禹贡》所说冀州“鸟夷皮服”，解释者认为东北寒冷故衣皮服。其实，他们穿卉服、皮服，不穿纺织品，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经济生产落后，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缘故。原是东夷的秦和赵二族，本来也以游牧、狩猎为生，长久保持着善于畜牧的传统。赵的祖先造父以善御著称，秦的祖先非子也以善于养马和畜牧著称。……直到西周后期也还如此。^[16]

东夷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其一，以鸟和太阳为崇拜对象。《山海经》中有帝俊生十日的传说，由此也就有了后羿射日的神话；太昊、少昊之名均于太阳崇拜有关；帝俊诸多后裔之国大都以“使四鸟”为标志。其二，东夷文化与其他文化圈相比，简礼仪而重巫祠，巫文化更加浓厚且传播与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与楚文化相类。至春秋时期，东夷文化中人祭、人殉现象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但当伏羲部族西移之后，进入适宜耕作的淮阳一带，这支东夷人逐渐从游牧、狩猎向农耕生活转变，但仍然深受原始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之影响。

二、周代陈国文化的演变与文化特征

周代的陈国，其文化既保留着土著文化特色，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当楚人北侵时，淮河流域的大多数诸侯国的文化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只有陈国依然保持其文化特色而极少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所以《汉书·地理志下》说：“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17]

（1）周代陈国文化对土著文化的继承与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8]而《史记·五帝本纪》则曰：“舜，冀州之人也。……就时于负夏。”^[19]《史记索隐》说：“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20]《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道元《水经》云：干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后诸侯也。又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21]

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之人和司马迁所说舜为冀州人，看似矛盾，其实都没有错：山东本为舜之祖居之地，舜本为东夷部族成员之一；而舜之一支渐次西迁，最终进入山西地区，且在这里得到发展与壮大，建立了古虞国，这正是司马迁之所据。

夏商之际，舜之后裔回迁至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带建立方国，仍以舜之故国为名，称为虞国，这个虞国也就是西周陈国的前身。对于夏商时期古陈国的历史，《通志·氏族略二》有简略的记载：“陈氏，妫姓。初封虞城，今应天府之县也。后封于遂，今济州巨野。”^[22]由此可以说明，妫姓的陈国本就是东夷的一脉，陈国所统辖的区域也正是其祖先开拓与生活的地区。这就决定了陈国很容易接纳与吸收其土著文化，周代陈国文化正是在陈地土著的东夷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由于陈国是西周初年所分封的“以备三恪”的重要异姓诸侯国，陈国开国之君又以武王的女儿大姬为妻， 从西周至春秋，陈女多嫁到周王室为王后或与中原姬姓诸侯通婚。所以整个周代，陈国虽是异姓诸侯，但却与周王室和中原诸侯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使陈国文化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从传世的陈国青铜器的形制、风格、铭文等来看，它与中原的青铜器没有大的差别；陈国的墓葬也遵循周王朝的礼制；东夷文化中的人祭、人殉制度在陈国文化中被剪除，走向文明化。

（2）原始巫风的新变

在两周时代，陈国巫风大盛，此俗见诸后天多种史料记载。《汉书·地理志》载：“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23]《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语说：“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24]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击其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25]

其实陈人好巫乃其本土固有之文化，非因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所造成的，匡衡说：“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将陈地巫风盛行归罪于陈夫人太姬，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土著文化的存在，仅靠一代大姬短时间的影响，是不太可能形成这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地域文化的。当然，这种巫风盛行与大姬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身份尊贵的大姬对巫风的喜好，从而对陈地的这一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上层社会提倡，使原本属于民间风俗的土著文化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上升至贵族文化系列，遂成为陈国主流文化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大姬为什么好巫风，其目的又是什么？郑玄《诗谱·郑谱》云：“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2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自今是赖。”^[27]可证胡公满之子申公犀侯当为大姬所生。由此说明，开始大姬无子，为了生子而热衷于祭祀、祷祈，最终生子。尽管从今天科学观点来看大姬的祭祀、祷祈行为与生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陈人和大姬自己却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从而也使大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对巫风、祭祀坚信不移且乐此不疲。

陈地原始的巫觋行为、祭祀活动、歌舞之乐并非仅限于求子，但大姬的这一行为从此改变了楚地巫风的主题与性质。随后，这种民俗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传说相融合，于是求子行为与求子仪式就成了陈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独特文化。一种民俗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来表现，但传统的庙会往往最能承载一个地区古老的民俗文化信息。在淮阳太昊陵，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都要举办庙会，俗称“二月会”。“二月会”除了民间的贸易行为、娱乐活动之外，最为突出的是求子习俗与其所呈现的生育文化。庙会上求子仪式主要有拴娃娃、摸子孙窑、请泥狗泥猴和布老虎、献旗杆和担经挑等等。子孙窑就是太昊陵显仁殿基石上的一个黑幽幽的圆孔，直径2.5厘米，深度大约一指左右，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祈子者一定要摸一摸安才能灵验。淮阳泥狗被誉为原始生殖崇拜文化的活化石，其造型有双头狗、双头猴、虎拉猴、猴骑狗等，在这些动物身上都能找到代表女阴符号的图案。“担经挑”又称“担花篮”，是一种原始的以祭祖娱神为目的的舞蹈形式，舞者在跳舞过程中背靠背而过，两尾相碰，象征伏羲和女娲交尾之状。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陈地太昊陵庙会中的求子习俗与其所承载的文化意象，由来久矣，它即有陈地土著文化的基因，也有陈大姬因求子而祭祀所带来的新变，又在战国至汉代融入了伏羲与女娲的传说。这种习俗形成、固定下来之后，穿越历史长河而绵绵流传至今。

3、《诗经·陈风》与陈国文化

《诗经·陈风》收录了陈国诗歌10首，《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等。《墓门》、《株林》是政治讽刺诗，《防有鹊巢》诗意不能确定，而其他7首全部是反映歌舞、爱情、婚姻的诗歌。

《诗经》中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大量的婚恋诗，其中又以《郑风》、《卫风》（包括《邶风》和《鄘风》）和《陈风》居多，婚恋诗在全部诗歌中所占的比例又以《陈风》为最。把《陈风》与《郑风》、《卫风》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民风民情，从而表现出文化的差异。

（1）无度的歌舞之俗带动自由恋爱之风

先秦时期由于去古风未远，婚姻的礼仪规范尚没有对普通民众起到完全的约束作用，所以男女恋爱之风相对比较自由，他们或借集体春游而寻找所爱之人，或私自相约而定情。所以《鄘风·桑中》有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的欢悦，《郑风·溱洧》也有“洧之外，洵美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美妙时光。

而《陈风》却表现出陈人的歌舞之风和在歌舞之风中滋生的开放恋情。

《宛丘》诗云：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东门之枌》诗云：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诗中的“鹭羽”、“鹭翿”均指鹭鸟身上的羽毛。歌舞之时以鸟羽为道具，首先体现出陈地以远古时代以鸟为崇拜物的东夷习俗，也反映歌舞本身带有巫风的印迹。从《宛丘》诗中我们看不出舞者的目的，但“无冬无夏”一语却反映出陈国舞风之盛，甚至到了放荡无度、走火入魔的地步。而《东门之枌》中在大树下狂跳的“子仲之子”和在市井中疯舞的“南方之原”因歌舞而生情，互赠情物。《东门之池》一诗 “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又为我们展示出两千多年前陈国东门水池边男女互唱情歌以相悦的热闹场景。

（2）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普及

在古代，诗、歌、舞三位一体，人们在歌唱时总是离不开舞蹈，但一般来说，在周代礼仪规范、等级界线还是比较严格的，上层贵族可以欣赏他们的雅乐，而民间百姓则有他们的俗乐，而上下同乐的现象并不常见。而在《陈风》中却有例外。

《毛诗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28]而陈子展先生则认为：“《宛丘》，刺陈国统治阶级游荡歌舞之诗，当出自民间歌手。”^[29]无论此诗是否为刺幽公之诗，但至少这位舞者是一位有较高身份的人是没错的。

《东门之枌》中的“子仲之子”为陈国贵族子仲家的公子，而“南方之原”，郑玄《笺》曰：“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为上处”。^[30]陈子展先生直接译为“南方大夫原氏的女家”。^[31]原氏为陈国重要贵族，《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前667）载，陈大夫原仲死后，他的朋友鲁国公子友到陈国参加他的葬礼。1975年在河南省商水县朱村出土有原仲簠，是原仲为他的女儿所作的媵器。可见，在当时无论是子仲家的男人还是原氏家的女人们都以歌舞于城郊或市井为乐事而毫无顾忌。

从《宛丘》、《东门之枌》、《东门之池》等诗来看，陈人歌舞的集中地在宛丘和城都的东门一带。郦道元《水经注》说：“太姬好祭祀，故《诗》所谓坎其击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陈城南道东。王隐云：渐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讨陈，杀夏征舒于栗门，以为夏州后。城之东门内有池，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许步，水至清洁而不耗竭，不生鱼草。水中有故台处，《诗》所谓东门之池也。”^[32]可见城东南不远的宛丘和城东门内的水池边，正是陈人“无冬无夏”的歌舞之地也是谈情说爱的场所。

陈国的歌舞之风、开放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统治者的心理与行为，甚至发生君主与两大夫同通于夏姬之事。《史记·陈杞世家》载：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戏於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於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33]

春秋时代，荒淫而大违礼仪的诸侯国君主有很多，而这种君臣三人同时与一个贵族妇人私通的事并不多见。《陈风·株林》之诗记其事，故《毛诗序》曰：“《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自焉。”^[34]

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到鲁国，他评价《陈风》：“国无主，其能久乎？”^[35]杜预说：“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故曰国无主。”^[36]以“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来解释“国无主”可能不一定正确，但以此来概括春秋时期陈国的习俗倒恰如其分。

因为有大姬热衷于此道在前，君主荒淫在后，上层贵族也深受文化薰染，而民间本就有浓厚的巫风和较为开放的婚恋习俗，于是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弥于整个陈国。《东门之杨》诗云：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421-422）

《毛诗序》曰：“《东门之杨》，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37]此诗不确，诗歌实则描写男女在月夜相会于树林之中的情景。

综上所述，陈地的土著文化在夏商及其以前为东夷文化，至周代又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从而形成了其根深蒂固且特色独具的地域文化。其文化以鸟为崇拜对象；简礼仪而重巫祠，体现出浓烈的巫文化特色；其俗善歌舞，民风浪漫、开放而自由。这些文化特色在《诗经·陈风》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参考文献：

[1][3][33]（汉）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70，1264，1267页

[2][27][35]（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第577-578，577，611页

[4][22]（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5页

[5][6][14][17][23]（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5，1653，1653，1653，1653页

[7][32]（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卷22。岳麓书社，1995年，第339-340页

[8][9]《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82，1383页

[10]参见金荣权：《中国神话的流变与文化精神》。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11][13][36]（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1，1426，1125页

[12]（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40页

[15]周到主编：《河南省志·文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101页

[16]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6-147页

[18]（宋）朱熹：《孟子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415页

[19][20][21]（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24][2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匡张孔马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3335，3336页

[26][28][30][34][37]（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375，376，376，378，377页

[29][31]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12，414页

百年来宋玉研究标志性成果和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02月20日，2009年 分类：墨迹未干 仅有一条评论

摘 要：20世纪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反复争论与深入探讨，在宋玉研究领域取得了三大标志性成果：确定了宋玉赋作的真实性，充分肯定了宋玉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断完善了《宋玉集》。但在宋玉研究领域，还有诸多方面需要再认识、再讨论、再深入和再加强，其中包括对宋玉全部作品归属的确认，宋玉在文学史上的正确定位，宋玉生平经历的科学探讨，宋玉相关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宋玉作品的深入解读，宋玉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等。

关键词：宋玉；宋玉集；宋玉作品真伪；宋玉研究史；宋玉接受史

从20世纪初以来，在百年的宋玉研究史上，对宋玉的评价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以全面否定宋玉作品的真实性为开端，继而对宋玉的人品、人格进行了彻底的贬谪。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宋玉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地位被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至20世纪50-70年代，宋玉研究相对沉寂，人们对《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作品的关注，多与政治形势有关。到80年代以后，学者们摆脱疑古思潮所带来的影响，以理智的思维重新审视、研究传世的署名宋玉的作品，并借助地下出土文物，以确认宋玉作品真实性为基础，对宋玉的生平经历、人品与人格、思想、创作特色、文学贡献与地位等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探讨，使宋玉研究空前活跃，从而也将宋玉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百余年内，仅大陆学者发表有关宋玉研究专题论文440余篇（其中2001年至2008年这8年内发表论文154篇）；出版学术专著15部。另外，海外有一批楚辞学者，也在宋玉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仅台湾学者出版相关著作7部。

20世纪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反复争论与深入探讨，在宋玉研究领域取得了三大标志性成果：确定了宋玉赋作的真实性，充分肯定了宋玉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断完善了《宋玉集》。但在宋玉研究领域，还有诸多方面需要再认识、再讨论、再深入和再加强，其中包括对宋玉全部作品归属的确认，宋玉在文学史上的正确定位，宋玉生平经历的科学探讨，宋玉相关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宋玉作品的深入解读，宋玉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等。

一、百年来宋玉研究的三大标志性成果

   1、宋玉绝大多数作品的真实性得以确认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在后天的相关文献中，所见署名宋玉的作品有17篇：东汉王逸注《楚辞章句》收录《九辩》、《招魂》2篇，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收录《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5篇，唐人所编《古文苑》收《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等6篇，南宋陈仁子《文选补遗》录《微咏赋》1篇，明人所辑《宋玉集》增收《高唐对》、《郢中对》2篇，梅鼎祚《文纪》又见有《报友人书》1篇。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刘勰《文心雕龙》肯定宋玉的《风赋》、《钓赋》、《对楚王问》等作品的真实性及其文学地位。《隋书》、《唐书》、《新唐书》载录《宋玉集》。可见，从汉至南宋时期，宋玉作品确实流传于世。

清人崔述在其《笔乘》卷三中对《文选》等所载宋玉赋首先持全面怀疑态度，至现代，怀疑者从文学发展规律、音韵、风格、用语、人称、结构等各个方面为焦氏的立论寻找证据，最终判定了宋玉的全部赋作都是伪作。其中代表性人物是刘大白^[1]和陆侃如^[2]等人，刘大白先生找出10条否定宋玉赋真实性的理由，归纳起来可概括为以下6个方面：

其一，宋玉赋中多称“楚襄王”、“楚王”，并且有“昔日”字样，可见这绝不是楚人宋玉所作，而是后人的伪托；其二，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宋玉时代根本就产生不了这种赋体。今天所见的题名为宋玉的赋作只能是汉或者汉以后人所作；其三，因为宋玉赋中多出现“宋玉”字样，显系第三者口吻；其四，《讽赋》跟《登徒子好色赋》二篇，格调词句，颇多相同之处，如果这两篇同出宋玉一个人的手笔，不会如此雷同，所以《讽赋》是对《登徒子好色赋》等作品的模仿，《大言赋》、《小言赋》是对晋代傅咸《小语赋》的模仿；其五，从用韵上来看，宋玉作品中“醒”、“泠”、“人”等14条韵例都不合先秦古韵，是后人伪托的明证；其六，从篇数来看，“《汉书·艺文志》列宋玉赋十六篇，是汉时所存的宋玉赋，只有此数。现在《楚辞》中有《九辩》九篇，《招魂》一篇，都是宋玉底作品；如果《风赋》等十篇，真是宋玉所作，那么，宋玉赋便有二十篇；不应该只有十六篇了。”^{[1]（657-666）}

1986年袁梅的《宋玉辞赋今读》在总结前人否定宋玉作品诸理由的基础上，罗列出13条，认定除《九辩》之外，其他传世的署名宋玉的作品全部为伪作。^[3]可谓集否定宋玉作品之大成。

在一片否定声中，也有持不同观点者，以维护宋玉的著作权，如胡念贻1955年4月在《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发表《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考定《楚辞章句》中所收的《九辩》、《招魂》和《文选》中所收的《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6篇作品全都是宋玉所作。但这种观点不足以撼动否定论者。

考古的发现，为宋玉研究带来巨大的转机。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26枚残简保存有一篇232个文字的赋作。据研究，这一墓的年代上限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下限为元狩元年（前118），墓主人当生活在西汉前期，早于司马相如，更要早于司马迁，距宋玉与唐勒的时代十分相近。对于这篇赋，最早开始整理与研究它的罗福颐先生认为是《唐勒赋》^[4]，而李学勤^[5]、谭家健^{[6]（32-39）}、朱碧莲^[7]和汤漳平^[8]等人经过考证，认定此残简当为“宋玉赋”，且以《御赋》为名最为合适。

出土的这篇时代与宋玉相近的赋作，主要是唐勒与宋玉在襄王面前谈论“御术”，以对话展开，且称赞“尧、舜、禹、汤之御”，在体式、结构、语言风格、内容等各方面都与传世的宋玉赋极为相似。无论这篇赋的作者是唐勒还是宋玉，抑或是同时代的其他人的作品，都足以使以前否定宋玉赋的真实性的很多理由不再成立。

随后，汤漳平相继发表了《〈古文苑〉中宋玉作品真伪辨》^[9]和《宋玉作品真伪辨》^[10]两篇文章，认为：除《招魂》为屈原所作，《舞赋》为傅毅所作，《笛赋》存疑外，其余均是宋玉所作。谭家健的《〈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7]（32-39）}一文，认定《文选》和《古文苑》所载宋玉诸赋，除《舞赋》外，其余均是宋玉所作。金荣权在《宋玉辞赋笺评》^[11]考定宋玉的作品有9篇，在2005年出版的《屈宋论考》中修订了以前的观点，认定：“今天传世的基本可以确定的宋玉作品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讽赋》、《大言赋》、《小言赋》、《钓赋》、《御赋》（《唐勒赋残简》）等12篇。《笛赋》、《微咏赋》非宋玉作品，《高唐对》不能独立成篇，《舞赋》存疑。”^[12]吴广平《宋玉著述真伪续辨》断定：“传世的19篇宋玉作品中,《报友人书》、《对友人问》、《对或人问》三篇为伪作,《高唐对》、《郢中对》两篇为《高唐赋》和《对楚王问》的异文，《舞赋》疑为东汉傅毅《舞赋》的摘录；而《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所收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五篇，《文选补遗》所收的《微咏赋》，加上银雀山出土的《御赋》，共14篇作品，则都确是宋玉所作。”^[13]刘刚《宋玉辞赋考论》认为《楚辞章句》中《九辨》、《招魂》2篇，《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5篇，《古文苑》中《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文选补遗》所收《微咏赋》等，都应该是宋玉的作品^[14]。

经过百年来的争论与探讨，关于宋玉作品真实性的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九辨》、《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等10篇当为宋玉所作，这基本上被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2、《宋玉集》的整理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屈原的作品，由西汉人刘向辑录于《楚辞》之中，从东汉王逸以来，对它的注解从未间断过，版本众多。相比而言，宋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宋玉集》至宋失传。我们今天已不能确定古本《宋玉集》到底收录了宋玉的哪些作品。

南京图书馆馆藏有《宋玉集》，旧题明精抄本。此本可能是明人辑录于传世的《楚辞》、《文选》、《古文苑》等书而成，不能断定它即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古本《宋玉集》。

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大力开展宋玉作品的整理，从作品的收集、校注，到评介、鉴赏，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全面整理宋玉作品的第一部著作是袁梅所著的《宋玉辞赋今读》，此书于1986年完成，由齐鲁书社出版，共10万余字。书中收录了署名宋玉的《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高唐对》等13篇辞赋作品。由于作者对宋玉的赋作总体上是持否定观点的，所以认为现存的宋玉辞赋仅有《九辩》为宋玉所作，其它全为伪作。因此，全书以《九辩》为重点，对其作了十分详细的注译、评论，并附带注译了影响较大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好色赋》等4篇，于附录中收录了《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高唐对》等8篇原文，不加注解，仅作校勘。此书虽然对宋玉作品基本是否定的，但毕竟是20世纪第一部较为全面收集宋玉作品的著作，对后来学者整理《宋玉集》具有开创之功。

次年，朱碧莲所著《宋玉辞赋译解》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0万字。此书收录了署名宋玉的作品12篇（比袁梅先生少收一篇《高唐对》），对12篇作品作了全部的注释、翻译与赏析。作者认为真正是宋玉的作品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同》、《钓赋》等7篇，而认为《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舞赋》5篇为伪作。随着研究的深入，朱碧莲先生后来完善和更正的自己的学术观点，在1993年出版的《楚辞论稿》^[15]中认为《楚辞章句》、《文选》和《古文苑》所收署名宋玉的作品，除《招魂》、《舞赋》外，其余11篇均为宋玉所作。加上银雀山出土的《御赋》，朱碧莲认为现存的宋玉辞赋实有12篇。 

金荣权著的《宋玉辞赋笺评》，中州古籍出版社l 991年出版，20万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宋玉辞赋笺评”，下编为“宋玉辞赋研究”。收录了《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讽赋》、《钓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舞赋》、《高唐对》等14篇（比袁、朱二书增收《招魂》）。此书认为在传世的宋玉作品中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讽赋》、《钓赋》9篇确为宋玉所作，并对这9篇作品予以题解、注释、翻译、赏析；而将《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舞赋》、《高唐对》等5篇定为伪作，仅做题解、注释、翻译。

2001年，吴广平著成《宋玉集》，该书由岳麓书社出版，42万字。此书收录了历史上署名宋玉的作品17篇，包括作者认定的属于宋玉的作品《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御赋》等l3篇，作为附录又收了尚有争议的《舞赋》、《微咏赋》、《高唐对》、《郢中对》等4篇。对所收的全部作品作了详尽的解题、注释、翻译。此书是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收录宋玉作品最多的一部著作，其题解与注释最大的长处是：充分融入了现当代楚辞界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研究所得，在学术的信息量、考证的精细度、注解的详尽度等方面，都超过以前的著作。

   这些成果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代对宋玉其人和其作品研究的深入，同时为今后宋玉研究进一步开展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3、宋玉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宋玉的文学地位得到充分肯定

在对宋玉文学成就的研究中，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宋玉辞作的独创性和其赋作的文学价值。1923年，陆侃如发表《宋玉评传》，认为宋玉和屈原均为“中国文学之祖”^[2]。姚曼波《九辩艺术的独特性初探》认为《九辩》是“自《诗经》以来抒情诗的一大独创”，“开了我国写景文学的先河”^[16]。李志慧《九辩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从三个方面探讨《九辩》的艺术独创性，认为“因秋兴感的抒情方式”、“回旋错综的章法结构”、“自由变化的语言形式”是其主要艺术成就^[17]。伏俊连《美的企慕与欲的渲泄》则认为“宋玉的美人赋则是意象兼备，形神俱存，它翻开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女性的新的一面，从严格意义上说，宋玉的《神女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美人赋。”^[18]。

其次，将宋玉与屈原放到一个平面上比较研究，重点突出宋玉对屈原创作的继承与发展。吴广平的《论从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转型》认为：“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而宋玉则是楚赋的代表作家；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重抒情，而宋玉所创作的楚赋重体物；屈原喜犯颜直谏，宋玉好微辞讽谏；屈原崇高伟大，宋玉自然亲切。从屈原到宋玉，实现了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对后代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程本兴发表《宋玉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一文，认为“宋玉师承屈原，继承了屈原的遗志，并结合自己所处的实际，勇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不拘一格、推陈出新，完成了由楚辞到楚赋的转变，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在赋体文学、感伤文学、艳情文学、梦幻文学、女性文学等方面，作出了开山和奠基性的不朽贡献。”^[20]

其三，充分肯定宋玉对中国传统文体和文学主题的开创之功。徐少舟的《宋玉:独绝千古的悲秋之祖》一文，肯定宋玉首次揭示出中国士人的悲秋情结，开创了文学的悲秋母题，其作为悲秋的文化符号而独绝千古^[21]。吴广平的《宋玉的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和代表作家，享有‘赋祖’与‘赋圣’之誉。他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春’与‘悲秋’主题，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他在《高唐赋》中用‘云雨’来表达性爱，‘云雨’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意象。他的《大言赋》《小言赋》是中国最早的游戏文学作品。……是中国第一位全方位地描写女性美的作家。他不仅描写了凡夫俗子、少男靓女的性挑逗与性放纵，而且还展示了帝王乃至神灵的性饥饿与性冲动，成为开启中国艳情文学的祖师。他的《高唐赋》对巫山的自然景观作了全面细致的描绘，是中国最早的山水文学。宋玉是中国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性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作家和纯文学作家。他与屈原并称‘屈宋’，同为中国文学之祖。”^[22]刘刚的《关于宋玉的文学史地位与宋玉研究的现实意义》一文从宋玉的辞体贡献、赋体的开创之功、表现手法等全面评价宋玉的文学成就，认为：“宋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特别是在辞赋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1、他是赋体文学的开创者,铺排、夸饰、对问、婉讽、以类为喻、以小见大、卒章见义等赋体文学的基本特点均肇始于宋玉。2、他文学创作中悲秋主题、美女主题、山水主题、游戏主题、歌舞主题的奠基者。3、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纯粹的文人，一些文学史家说他是文学侍臣，或曰弄臣，虽为微词，但证明他是专业的文学创作者。4、他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个楚辞大家，在文学批评史中一向是屈宋并称,他的楚辞作品《九辩》、《招魂》直追屈原《离骚》、《天问》而后世鲜有能及之者。”^{[23]（43-46）}王立、贺陶乐的《哀婉之情,实为独绝——从文学主题史的延展新创过程看宋玉的地位》说：“宋玉开创下的文人悲秋，其自然物候与特定心态的顺接联想得以注重。在惜时、游仙、怀古等惯常主题中，宋玉也占具一席之地。宋玉从相思与游仙结合角度，为这两大主题及其融合汇集了审美能量。宋玉不再像屈原那样专注于‘出’，而强调了主体虽有‘出仕’的个人资质条件,却可以自我珍爱，这也是文人群体自尊意识觉醒的标志。而宋玉在出处仕隐主题史上的历史贡献，由此奠定。”^{[24]（42-47）}

   由此，学术界认为，宋玉不仅继承的屈原的楚辞创作手法，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最终使宋玉成为与屈原并称的楚辞创作者。更难能可贵的是，宋玉大量创作赋体文学，成为中国后代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其渲染的悲秋情节，成为后代传统文学的一大母题；他是第一位大胆描写女性的中国作家，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其《高唐赋》成为后来山水文学产生的重大影响；其《对楚王问》与《钓赋》等，首开后代问对文学之先声。

二、未来宋玉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几个问题

1、宋玉生平经历的研究有待科学地深入

（1）宋玉故里之争

今天湖北省有三个地方都宣称是宋玉的故里：

《钟祥县志》说宋玉是楚国郊郢人，宋玉的故里就在今湖北省钟祥县郢中镇，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荆州揽要》说得比较详细，传说这里有宋玉歌阳春、白雪的“阳春台”和“白雪楼”，还有宋玉赋中提到的兰台之宫，即楚襄王行宫遗址，兰台东是宋玉的出生地，现存有宋玉井。新修《钟祥县志》有“附录”一篇，名为《宋玉生平考》，实则专论宋玉故里。

《宜城志》卷25《文化》说宋玉是楚国鄢郢人，宋玉的故里在今湖北省宜城市腊树村。此说最早见于晋人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卷一，习氏曰：“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南北朝时郦道元说：“城，故鄢郢之旧都。秦以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25]。清代蒋廷锡等所编《古今图书集成》卷1154《方舆·襄阳府·古迹》也说：“宋玉宅，在县南三十里宋玉墓之南。”从以上记载来看，宜城不仅有宋玉旧宅，而且还有宋玉墓。

《江陵县志》说宋玉是楚国郢都人，宋玉的故里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

   除此之处，相传归州有宋玉宅。

学术界从古代文献记载来考察，大多倾向于宋玉为宜城人说。吴广平的《宋玉宅考辨》通过对文献的考察，得出结论说：“最负盛名的是荆州宋玉宅，据传是宋玉服官郢都时所居。归州宋玉宅，也很出名，据传是宋玉从屈原游学时所居。钟祥宋玉宅，可能是宋玉游览钟祥的居留之所。而宜城宋玉宅，则是宋玉故里的住宅。”^[26]然而，钟祥、江陵至今仍争执不下，所以在进一步探讨的基础上，对宋玉的故里达成一致意见。

（2）宋玉生卒年代的考定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陆侃如在《宋玉评传》中推定宋玉生于顷襄王九年（前290年），卒于负刍五年（前222年），享年69岁^[2]。向一尊在其《宋玉》一文中说：“根据他的作品《九辩》等推测也仅可以得知他约生于周赧王二十五年(楚倾襄王九年——公元前290年)约死于秦灭楚的那一年即公元前223年,活了将近七十岁。”^[27]金荣权在《宋玉辞赋笺评》和《屈宋论考》推定：宋玉“生于约公元前300年前后，正值楚怀王末年、襄王初立。……大致卒于考烈王晚年^[12]（24）。刘刚认为宋玉生于公元前296年，公元前272年初入仕，约在公元前222年卒于今湖南临澧^{[28]（48-54）}。吴广平认为宋玉一生经历了楚顷襄王、楚考列王、楚幽王、楚王负刍四朝；他大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卒于楚亡之时（公元前222年），享年七十六岁^[29]

古黄国历史变迁与文化特征综论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01月08日，2009年 分类：墨迹未干 仅有一条评论

金荣权

摘要：嬴姓远祖为东方部族的少昊氏，至舜、禹之时，其近祖伯益（伯翳）与偃姓的皋陶同时受封于山东和淮河中下游地区，秦、徐、郯、莒、黄、江等方国同祖同宗。黄国先民即夏商时期东夷之一支的黄夷。黄国于周初周公平定东夷之后立国，亡于公元前648年，生存了400余年。因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被楚所亡是在情理之中。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中原文化水准。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很大的影响。它即是一个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关键词：春秋；黄国；楚国；黄国文化

作者简介：金荣权（1964-），男，硕士研究生。现为信阳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历史与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科研处。电话：0376-6393896邮编：464000邮箱：jrq1964@yahoo.com.cn）

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境的古黄国，其先人早在周代以前就活动在淮河中上游地区，至西周前期受周王朝分封，其东有偃姓的六国、英国、蓼国和姬姓的蒋国，南有荆楚，西邻弦国、申、息与随国，北有陈国、蔡国、江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黄国处于江淮之间，守东方诸国西入淮河上游的门户，当南楚北进中原之要冲。在春秋前期，它与江、弦、道、柏等小国结盟，共同抗拒强大的楚国，“夫先世带砺之国，棋布星罗。南扞荆蛮而北为中原之蔽者，最大陈、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黄，其次唐、邓，而唐、邓尤逼处方城之外，为楚门户。自邓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陈、蔡受之；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1]（660）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但由于强楚席卷之势，江淮诸侯相继亡于楚，在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夏天黄国最终也为楚人所灭。从文化方面来看，黄属东夷之国，又处楚与中原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与发展，在与中原诸侯和楚国的交往与冲突中，有机地融合了中原文化、东夷文化与楚文化。对黄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春秋时期江淮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探讨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与进程。

一、黄国族源综考

关于黄国的族源，据司马迁《史记》所记，黄国为伯翳（柏翳）之后：“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2]（秦本纪）（117-150）}司马迁所提到的嬴姓之后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为诸侯者有江苏的徐国、山东的郯国、莒国，安徽的终黎国（《史记集解》和《世本》作钟离国），河南境内的黄国、江国，迁至陕西的秦国。《世本》也说：“江、黄皆嬴姓国。……淮夷，嬴姓。……徐、奄皆嬴姓。……钟离氏与秦同祖，其后因封为姓。……钟离，嬴姓也。”^{[3]（47-48）}

对于嬴姓之始祖，史载出于上古东方部族，为少昊的后裔。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左传·昭公十七年》云：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4]（725-728）}

郯子对自己先祖故事的叙述让孔子感到吃惊，从而对郯子的博学也十分佩服。郯国与黄国源出同一祖先，且并为嬴姓，可见关于史书对嬴姓族源的认定是可靠的。少昊之后裔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正当舜和禹之时，因助禹治水有功而被封赏，并被舜赐为嬴氏，这个大费就是后代典籍中经常出现的伯翳或伯益。伯益正是嬴姓的近祖。

《史记·秦本纪》《正义》认为大业即皋陶：“《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即皋陶。”^[2]（117）徐旭生先生引用段玉裁等人观点，进一步证明皋陶与嬴姓的关系：

后来皋陶的“皋”仍是太皞、少皞的“皞”。少皞嬴姓，皋陶偃姓。段玉裁说：“按秦、徐、江、黄、郯、莒皆嬴姓也。嬴，《地理志》作盈。又按伯翳嬴姓，其子皋陶偃姓，偃、嬴，语之转耳。……”按段说甚是，偃、嬴原来当是一字。皋陶与少皞同姓，足证他们属于同一氏族，而前人出生较后人为后。《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如果它的说法有根据，那曲阜本为“少皞之墟”，皋陶氏族出于少皞氏族更可以得到证明了。并县奄为嬴姓，鲁国即为奄旧地，偃、嬴同字，则奄君即为皋陶后人也很难说。^[5]（54）

如果据此，就形成了少皞（少昊）——皋陶——伯益的血缘传承关系。但我们认为此论尚有诸多未决的地方，有待商榷：

其一，据史籍所载，大业与皋陶非同一时代人，所以两人不应是同一人。《史记·秦本纪》说：“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2]（117）《夏本纪》又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2]（55）可见禹、皋陶是与大业孙辈人物大费（伯益）是同时代人。

其二，皋陶与伯益的父子关系之论缺乏证据。《尚书·舜典》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6]（18-19）}《孟子·滕文公上》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7]（滕文公上）（372）}足可说明《尚书》所载和先秦诸子眼中，皋陶和伯益同是助大禹治水有功者，二人没有亲缘关系，更不存在父子关系。《夏本纪》也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於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2]（55）

其三，古代典籍多言皋陶之后封之于英、六，而不言秦、徐、郯、莒、黄、江诸国；在说到这些古国的族源时，绝大多数都云皋陶之后为偃姓，而伯益之后为嬴姓：“江、黄二国并嬴姓。”^{[8]（卿大夫世家）（560）}“徐、奄二国皆嬴姓。”^{[8]（卿大夫世家）（560）}“舒蓼、偃姓，皋陶之后。”^{[8]（卿大夫世家）（560）}“蓼、六，皆偃姓。”^{[8]（卿大夫世家）（560）}“偃、嬴原来当是一字”在训估学中可以成立，但以此来定偃姓与嬴姓同为一祖却缺乏文献依据。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嬴姓的黄国为祝融之后陆终的始封之地，黄人亦为陆终之后。宋人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载：“黄氏，嬴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亦嬴姓十四氏之一也。楚有春申君黄歇也。”^[9]（64）据此，诸多黄氏的族谱也多采此说，以追溯自己姓氏的族源，《福建莆阳黄氏百代世谱》、《台湾江夏黄氏世谱》及《台湾江夏兴华军城黄氏祖谱》也曾记载：陆终，伯益次子，号吴回，兄帝太康失国，弟复焉，受封于河南潢川定城西二十里黄国。

实际上，只要是对古代文献加以梳理，就会让人怀疑它的可信性。《史记·楚世家》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羋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2]（1341）}

《世本》记载：

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肋，三人出焉；破其右肋，三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昆吾者，卫是也；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参胡者，韩是也；三曰籛铿，是为彭祖，彭祖者，彭城是也。姓籛名铿，在商为守藏吏，在周为柱下史，寿八百岁；四曰求言，是为会人，会人者郑是也；其五曰安，是为曹姓，曹姓者，邾是也；六曰季连，为芈姓，芈姓者，楚是也。^[8]（545）

从史料记载来看，陆终之后，大多数为夏、商和周时的方国：昆吾封于卫，参胡封于韩，彭祖在彭城，求言封于郑，安为邾人之祖，季连为楚人之祖。陆终之后封于黄者在先秦两汉典籍中无记载。

嬴姓诸氏族最初的活动地当今天的山东地区，至夏、商时，形成了庞大的氏族集团，它与东方其它部族结合，几乎脱离夏、商两朝的控制，先秦时代统称之为“东夷”。《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10]（815）}

夏、两朝为平定东方诸部落，曾有过声势浩大的东征行动，在军事打击下，使东夷诸部落不得时离时合。夏人曾多次征东夷与淮夷：《竹书纪年》载：“帝相元年……征淮夷，三年征风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元夷、风夷、口口、黄夷。^{[11]（1059——1059）}商代，从仲丁以后，不断发动对东夷的战争。从《竹书纪年》、《太平御览》等书中可见，仲丁、帝乙、商纣等都有征东夷的记录。“太戊五十八年城蒲姑，六十一年东九夷来宾。……仲丁元年辛丑即位自亳迁于嚣，于河上，六年征蓝夷。……河亶甲四年征蓝夷。”^{[11]（1062-1064）}《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的话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说明商王朝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在夏、商两朝的军事打击下，东夷诸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向南迁移至淮河流域，然后缘淮河西上，进入江苏、安徽，甚至到了河南西部地区。其中，到达西部最远者便是黄国和江国。

黄国的前身当为《后汉书》中所提到的九夷之一的“黄夷”，从《竹书纪年》所言“帝相元年……征淮夷，三年征风及黄夷”来看，九夷中的风夷与黄夷当在夏时便较早地离开了东夷发源地的山东中部和东部地区而南下淮河流域，与活动在淮河流域的淮夷杂处生活，所以当商人征淮夷时也顺带讨伐生活在附近的黄夷，黄夷再次沿淮河西迁，最终定居于河南与安徽交界处。

综上所述，嬴姓远祖当为东方部族的少昊氏后裔，至舜、禹之时，其近祖伯益（伯翳）与偃姓的皋陶同时受封于山东和淮河中下游地区，为嬴姓，秦、徐、郯、莒、黄、江等方国同祖同宗。嬴姓部族与东方其它部族被夏人、商人和周人视为东夷，黄国原为夏、商时期活动于淮河流域的黄夷，在夏商的军事压边之下西迁至安徽与河南交界处，这便是周代时黄国的前身。

二、黄国的盛衰

黄国所处的河南东南部的潢川县境，从1955年来，发现古文化遗址20余处，其中有陈岗村陈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新胜村新印堆子遗址出土有类似于大汶口文化的尊器残片，还有双柳镇桥头的龙山文化层。^{[12]（33-34）}

可见在这块土地上，早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后来以黄国先民为代表的东夷部落进入这片土地之后，也带来了东方的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它与土著文化结合，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演进与繁荣开辟了新的时代。

当西周初年时，周武王驾崩之后，管叔、蔡叔协同殷之遗民叛乱，东夷诸部族也闻风而起，周公奉命东征，在平定管、蔡之乱以后，又挥师东进，“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2]（周本纪）（90-91）}那些被周王朝认为最有危险性的和顽抗到底的东夷或淮夷部族最终如奄一样被完全剿灭，据其地、迁其国、解其民，而归顺周王朝和没有卷入战争的部族被封赏。当时已进入淮河上游的黄国和处于上中游的偃姓的六、蓼等在这场战争中当处于清醒的观望之中，所以得以保全，并作为周王朝姬姓诸国的南方屏障而封为异姓方国。

《春秋》与《左传》提到黄国时，多称“黄”或“黄人”，不见称其爵号，《潢川县志》言：“周成王平定东夷后大封诸侯，黄国为当时的诸侯国之一，嬴姓子爵。”^[13]（7）而地下出土的文物证实了黄国君主的爵位。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出土有“黄夫人盉”，其铭曰：“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黄夫人即黄国国君的嫡妻，此盉为黄国国君为自己妻子所作，铭曰“黄子”，正可证实其封号。

史料中没有关于黄国被封的具体时间，从西周初期的时局来推测，黄国接受周王朝分封的时间应当在成王、周公东征结束之后。周王朝分封这些异姓方国的目的在于：分化东夷与淮夷，收拢与安定人心，稳定淮河流域的形势。当然西周王朝的政治家们对这些异姓方国并不放心，所以就在附近同时建立了诸如蒋、息、沈等以监视和牵制它们。

黄国以今天的潢川县为中心，其区域包括今潢川全部，光山县、罗山县、信阳县、商城县的大部及鄂东北边缘地带。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1988年又在该墓西北165米处的天鹅墩发掘出黄季佗父墓，年代为春秋早期与中期之际，即公元前670年左右。从而证明这里是春秋早期黄国王室墓地。在罗山高店乡还发现两批青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第一批盘和匜上有铭文“傒君单”，属黄国贵族，傒君是其称号。第二批5件铜器上有“傒季宿车”的铭文，也属黄国傒君的家族。在信阳杨河还出土“傒仲子”铜削。表时黄国傒君的封邑在罗山和信阳之间。西接申国。从此来看，黄国在当时，确实属于江淮之间较大的国家之一。

其故都便在今潢川县城附近。在河南潢川县城西约6公里的的隆古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黄国故城。城址位于淮河南岸，小潢河之西，“城垣系夯土筑成，平面略呈方形。城垣逶迤相连，轮廓清晰。东墙长1650米，西墙长1550米，南墙长1800米，北墙长1720米，周长6720米，面积20.9万平方米。城内北面偏南有一片砖瓦地，当为宫殿遗址。该处出土有陶鼎腿、陶鬲腿、铜箭头等。其南200米处，出土有铜块、炉渣等，似铜作坊遗址。”^{[14]（790）}城内中部沈店村附近有一夯土台基，俗称“黄君台”，平面呈方形，残高2－3米，面积约13000平方米，地表散存较多板瓦、筒瓦、瓦当及陶器残片，并有铜镞、蚁鼻钱出土，当系宫殿区所在。城内还发现数处冶铸青铜器的作坊遗址，出土有青铜礼器和镞、戈、矛、剑等兵器残片。城内发现的多处水井颇具特色，除常见的圆形竖穴土井外，还有陶圈井、木圈井和竹圈井。已可确认的城门遗迹有3处，其中西墙中门墙体加宽，且内凹呈"U"字形，显然与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加强城门防御有关。城墙夯土中包含有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遗物。城墙四周有护城壕，东墙外的城壕遗迹尚清晰可辨，壕宽约36米，低于现地表1米许。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诸侯国都城垣之一。

黄国史实最早见于《左传》，始于桓公八年(前704年)。是时，正值东周初期，周王室蒙难，楚武王继位，楚国方兴，压抑了多年的楚子为了树立自己在诸侯中的威信，便先从江汉与淮河流域上游的中小国家入手：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4]（222）

这是楚国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会盟北方诸侯，也是第一次征伐北方诸侯国。楚子选择约会诸侯的地方在楚国的沈鹿（今湖北省钟祥县东），独黄国和随国不与会。楚军便沿汉水流域北下，报复黄国与随国，这一次北征，楚国一方面想试探一下淮河流域诸侯国的实力，同时也在于检验自己的战斗力，所以并没有趁机东进以攻黄国，在大败随国之后，楚与随盟约而去。使黄国逃脱一次劫乱。

楚文王和成王时期，加快了北征的步伐，开始征服和吞灭江、汉和淮河流域之间的诸侯国，先后讨随、伐申、征蔡、亡息、灭邓，“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2]（楚世家）（1346）}在征服江、汉间小国之后，楚人实力得以大大向北延伸，并以江、汉为大前方，沿淮河东进，于鲁庄公十九年（前675）“伐黄，败黄师于碏陵”。^[4]（249）“碏陵”在今潢川县西南部，与光山相接。此次楚人是经随至今天信阳县而攻黄，有学者认为，此次伐黄是为报30年前黄国拒不奉楚人召唤之愤，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楚人意在打通由黄国通往淮河中游的通道，从而可以顺利地东进淮河中游诸小国，又可以北入中原，与中原大国直接对抗。可能是遇到了黄人较为坚强的抵抗，虽然败黄人，但也不得己而退兵。

遭此打击之后，黄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北方大国中寻找保护伞。就在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齐、宋等中原大国盟于贯（今山东曹县南），主要商讨对付北进的楚国，黄国听说之后，也参加了这个会盟。“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15]（1889）}江人与黄人虽与中原联系不多，但是在此时，北方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为了孤立楚国，正有意将中原与楚之间的小国纳入自己保护之下，于是两方一拍即合，黄人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方集团，第二年，再一次与齐、宋等盟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境）。就在诸侯会盟阳谷的第二年（公元前656年），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联军发动了攻击楚及其盟国蔡国的战役，迫于中原诸侯的压力，楚人与中原诸侯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4]（46-47）}，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

当中原诸侯罢兵之后，楚成王于次年（前655年）以子文为大将，率师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4]（278）弦亡之后，土地沦为楚人所有，于是此时楚之境已与黄国接壤矣。5年之后的公元前649年楚人以“黄人不归楚贡”而伐之^[4]（289）。第二年即公元前648年楚人终于灭掉了黄国。黄国于周初立国，生存了400多年。

探究黄国灭亡的原因，《左传》说：“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4]（290）故而被楚所灭。《左传》字里行间透露出：黄之亡是因为黄人自恃与齐结盟而不向楚人称臣、纳贡。《谷梁传》则认为是齐国将黄国拉入中原同盟而促使黄之早亡。所以《谷梁传》云：“贯之盟，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15]（1896）}

黄国之亡，固然与黄人恃齐之盟而不近楚人、对楚疏于防范等因素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来自于楚国独占江淮、称霸中原的野心。当楚人打通了江汉地区、占据豫西南之后，此间的诸小国无力与强悍的楚人对抗，而中原诸侯又不能及时救援，这些方国被楚一个一个蚕食掉是在情理当中的。无论黄国是否与中原结盟，无论黄人是否对楚纳贡，也无论黄人是否加强戒备，都不会逃脱被灭亡的命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北方较强大的陈国、蔡国、许国等，楚国也是几亡之而几复之，况如黄国这样的小国呢。我们说黄国被楚灭势在必行，主要是因为黄国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占有黄国，楚人就打通了东入淮河中游诸国的门户，也扫清了淮河以南的最大障碍，从而为后来出入中原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黄国被亡之后，其地被楚人县而有之，黄国也因此成为楚国领土一部分。但并没有灭绝黄人，而是将其后裔继续留在黄地管理其遗民。据今存的《叔单鼎铭》云：“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杨伯峻先生考证说：“盖黄灭后，子孙又续封，故称‘黄孙子’也，系者，继也，续也。叔单为始续封之君，故曰‘系君’。^{[16]（340-341）}

黄人后裔入楚之后，有一部分在楚国为官，最著名的便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任命黄歇为令尹，赐予淮北12县。黄歇，号春申君，其旧宅在今潢川县北城，潢川北城曾称春申镇。”^[14]（59）

三、黄国文化论考

由于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文化既有东夷或淮夷的文化因子，又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的特征。黄国文化在融合多元文化因子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展示出不同凡响的文化成就，同时也见证了东夷文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融合的过程。

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今天传世的黄国青铜器数量众多，且有很高的工艺，与同时代的其它中小国家相比，黄国青铜铸造技术要高明得多，经济也相当地发达。代表性青铜器有：

黄君簋：铭文曰：“黄君作季嬴口媵簋，用锡眉寿黄耇，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17]（172）}

黄君孟鼎：1983年4月在光山县出土，藏河南省博物馆。通高27厘米，口径29厘米，腹径28厘米。直耳略外张，宽沿，方唇外折，圆腹，圜底，3蹄足。……棱与口沿间有一周铭文14字：“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孙则永宝宝。”^{[12]（560-561）}

黄君孟壶：光山出土，铭曰：“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12]（561）}

黄君孟豆：光山出土，铭曰：“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12]（561）}

黄夫人盉：光山出土，铭曰：“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则永宝宝霝冬霝复”。^{[12]（561）}

黄夫人孟姬鬲：光山县出土，高11厘米，口径14厘米。敛口、折肩、斜腹、3袋足。腹饰窃曲纹，口沿下铸铭文10字：“黄子作黄甫（夫）人孟姬器则口”。^{[12]（561）}

黄大子白克盘：铭文有：“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黄大子白克作仲嬴口媵盘，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17]（171）}

单鼎：铭文云：“唯黄孙子傒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17]（172）}

单盘：1972年罗山县高店村窖藏出土，春秋时期器物。内底铸铭文：“傒君单自作盘，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19字。^{[12]（556）}

单匜：1972年罗山高店村窖藏出土，高21厘米，长37厘米。四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足饰云纹。内底铸铭文“傒君单自作宝也，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之”18字。^{[12]（556-557）}

傒季宿车壶：1979年10月罗山县高店村出土，春秋时期器物。通高33厘米，口径11厘米，腹径27厘米。方唇，鼓腹，圈足，盖与口为子母扣合。肩部有对称贯耳两个，饰兽面纹。腹部有索纹3周，盖顶和颈部均有铭文，盖铭铸为环形13字“唯傒季宿车，自作行壶，子孙永用之。”颈部铭文3行15字：“唯傒季宿车，自作行壶，子孙永宝用之。”^{[12]（560）}

从出土文物的铭文来看，傒氏为黄国公族，称“傒君”或“奚子”，傒氏又有仲、季之分。其封地应在罗山至信阳县一带。

从考古来看，目前所发掘的影响最大、出土文物最多、最能反映黄国文化特色和文化地位的两座大墓是在光山县宝相寺一带的黄君孟夫女合葬墓和相邻的黄季佗父墓。

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地表原有高7-8米的封冢，台阶状墓道位于墓室东部，墓口南北长12.20米，东西宽7.9－9.1米，深4.20米。墓内填土上层为五花土，下层为青膏泥。墓底以两级台阶下收至椁室，椁室内并列两棺。黄君孟墓，虽遭严重破坏，仍出土各类随葬品70件。黄夫人孟姬墓，保存完好。葬具为单棺重椁，棺外绘窃曲纹及波浪纹。黄夫人骨骼完整，经鉴定年龄在40岁左右，头发保存尚完好，梳偏左高髻，髻上插饰木笄，胸腹部置玉雕人和黑玉虎，左脚下散留玉饰20余件，右脚下置竹排箫，头部更有玉饰百余件。黄夫人随葬各类器物共计172件，其中铜器22件，有鼎、豆、盘、匜、盉、鬲、罐等；玉器130余件，有璧、玦、环、璜、虎、鱼、牌、兽面饰、蚕形饰、玉雕人、玉雕兽首等。其它还有漆木竹器、丝麻织品等。

黄季佗父墓位于光山县城西北隅俗称“天鹅抱蛋“的高岗上，东南距黄君孟夫妇墓165米。1988年6月发掘。墓坑近方形，圹口东西长55米，南北宽5.3米，深3.65米，方向正东。坑内北部为单棺单椁，南置陪葬箱，椁、箱同坑异处，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上，这在先秦考古中尚属鲜见。长方盒形棺内随葬玉器11件、陶珠4枚，陪葬箱内置陶器31件、铜器143件、玉器2件、砺石2件、漆盒1件、泥饼1件、丝线1团。铜戈内部铸铭文“黄季佗父之戈”。此墓所出陶鬲和4种形制的陶罐，弥补了黄君孟夫妇墓的不足，为春秋中期考古增添了陶器标准器。金属弹簧形器与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春秋晚期楚墓和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等先秦墓葬所出相同。为研究春秋中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十分难得的、同类器中时代最早的实物资料。^{[14]（793）}

从葬制和出土文物来看，黄国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黄国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近200件玉器，玉质良好，透明度亦佳，器形多片状，小而薄，因料施工，造型优美，玉雕人头、玉雕兽头、玉鸳鸯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玉雕工艺品。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一批铜礼器均为紫铜色，与春秋早期的其它青绿色铜器截然不同。且制作精美，器壁较薄，开创春秋中叶以后铜器铸造的实用作风。尤其是黄夫人孟姬墓中的冲压纹铜盒在国内是首次发现。黄夫人孟姬彩绘棺也是国内最早的实物资料。玉雕男人头像和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玉环，对研究当时的服饰、人种和神话崇拜是较为珍贵的资料。孟姬完整的发型和头发实物是春秋考古的特例。蚕丝织成的6件紫色绣绢，为中国蚕丝纺织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竹排箫，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竹质管乐器。该墓的年代在公元前648年之前不久，墓内随葬礼器成为中国春秋中期考古的标准器。”^{[14]（793）}黄季佗父墓100余件金属弹簧，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弹簧标本。

2、承袭中原文化特点

黄国贵族流行土坑竖穴木椁墓，显然是采用了中原文化中的丧葬习俗。黄国青铜器，从黄君夫妇墓的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匜看，与虢国墓地的器物组合相接近；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也为周式；黄君夫妇墓的绝大部分器物形制与纹饰和中原地区墓中器物相近似，器物风格总体上与中原接近，承袭了周文化的质朴与厚重。

黄国文化以中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与长期以来黄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北方尤其是姬姓列国的频繁联姻所受到的影响有关。1966年京山苏家垅及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器群中都能见到黄国器物，其中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鼎中铸有“黄季作季嬴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另出土有“叔姬簠”，铭文云：“叔姬霝迮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嬭媵器……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17]（165）}证明了黄与曾的通婚关系。

3、保留着原有的东夷文化因子。

黄君墓中其双鼎同出，这在东夷、淮夷墓中常见，它与中原地区“鼎俎奇而笾豆偶”、诸侯用九鼎或七鼎的礼制有别。黄夫人墓随葬的两件曲鋬盉具有淮夷地区的特点，常见于安徽、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故地。

黄君夫妇墓所出铜器铭文透出作为夷人的文化心理，凡是黄君自作器，一律自称为“黄君”，表明其黄国君主的身份，而与中原诸国自称伯、公、侯等不同；因为他的夫人孟姬是一位与周族同姓的姬姓女子，所以黄君为夫人作器，却一律称“黄子”，因周封黄为子爵。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与北方周王朝的关系，但另一方面，黄国人在内心中却并不认为自己当归属于周天子统辖，它体现出从夏、商以来东夷人共同的文化心理。

4、黄国独特的文化表现出南北文化交融过程，并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君孟夫妇墓与黄季佗父墓上均有高出地面数米的封土堆，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地下掘墓、地上起坟的最早例证。在古代楚地，采用的是平地起坟，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一般是“墓而不坟”。这南北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交流，从而在黄国文化中得到融合。这种墓制最终成为后代中国最典型的墓葬方式。

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方面为周式，而使用青膏泥填封墓室，是南方江汉地区的文化习俗。而且，黄国墓葬地面高大封冢和以青膏泥填充墓室、庞大的椁室结构和设置边箱分放器物的诸多制度，为以后的楚人多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楚文化的特色因素。

李学勤先生将在光山发现的黄君夫妇合葬墓和在平桥发现的芈姓樊国君夔和夫人龙嬴合葬墓相比，得出结论说：“这两座墓都在今河南南端，处于北纬320北一条横线上。它们的共同点是，开成两人骈列的一大墓坑之中的合葬墓……樊君既为楚人芈姓，何以其墓制与黄墓类似？揣测这是由于樊夫人的缘故。樊夫人是龙嬴，当地附近嬴姓国只有江、黄。她大概是江、黄人，甚至就是黄国公族之女，因此把母家的习俗带到那里来了。……宝相寺墓代表了黄国自有的礼俗，而这种礼俗对周围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18]（3）

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文化水准。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很大的影响。它即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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